迟福林:加快服务业开放

石家庄新闻网 时间: 2014-11-05 16:15:59 来源:
对于市场化,应关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反垄断,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只有打破垄断,市场化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服务业开放。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转型的关键时期
  原标题:迟福林:加快服务业开放是市场化改革最重要任务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等多家所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

多年致力于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围绕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在政府转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上述研究领域,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主笔或主持研究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本,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服务业市场垄断待破除

中国证券报:当前市场化改革最需要关注哪些层面的问题?

迟福林:对于市场化,应关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反垄断,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只有打破垄断,市场化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服务业开放。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未来的六年里,能不能够尽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不仅决定中国能不能化解短期的经济风险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突出矛盾,而且对中长期经济新常态或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三是建设法治政府。今天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可以说,这是对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三个基本性问题。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在市场化改革中,关键是服务业市场的开放?

迟福林: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市场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有三个目标很重要:一是要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发展服务业和发展重化工业不一样,它需要中小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关键在于激活社会资本。

二是要破除垄断。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需求最为迫切,事关民生的改善。但现实是,我国制造业、工业的市场开放程度很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还远远不够。民营资本进入教育、医疗还面临限制,平等竞争的格局远未形成,社会资本还没有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服务业市场公平竞争、平等竞争的基本格局尚未形成。

三是服务贸易要成为对外开放的重点。我国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的比重仅为12.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的服务贸易比重,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对于服务业的带动作用还比较小。争取到2020年服务贸易占比达到20%。

这三点要成为服务业市场开放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中国证券报:近年来政府陆续出台了发展服务业的相关政策,对此怎么看?

迟福林:最近一年多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措施,例如9月12日,国家发改委等十个部委出台了关于发展服务业的相关规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等行业;海南等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优先进入健康服务业的相关政策,这是一个进步。

但目前服务业开放还面临很多问题:一是服务业市场行政垄断的格局尚未破除;二是社会资本进入服务行业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大环境尚未全面形成;三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还比较低;四是服务业发展还存在着制度结构的矛盾;五是发展理念尚未有根本性转变。从国际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对外开放已经从一般的制造业领域开始转到服务贸易领域;从国内看,居民的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内外环境变化要求政府要作为公共服务的主体,这就需要发展理念的转变,要切合服务业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证券报:服务业市场开放涉及服务定价的问题,怎么看价格体制的改革?

迟福林:提及价格体制改革,不能就价格谈价格。

首先,目前水电气价格改革正在逐步放开,但要素价格市场化还远远不够。在价格放开的同时需要有相应的措施,比如对于低收入者要有相应的补贴。我认为价格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与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相适应的价格体系,即如何确定服务市场定价问题。其次,价格放开就是要形成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第三,最重要的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可能大大减少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并促进服务业的多元化发展。

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中国证券报:提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何建议?

迟福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这两年政府转型中的亮点,虽有进步,但还很不够。一是购买服务的领域还比较窄。二是购买公共服务前提是市场主体是平等的,如果还都是事业机构承担着,还是行政垄断,这种购买公共服务很难做到促进公平竞争,这一套微观机制需要再造。三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规范化、公开化,要受到社会监督。这样才能保证服务价格是在市场公平竞争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证券报:当前政府对自身机构改革力度较大,并提出需进一步简政放权,如何理解政府权力分配方面的这种转变?

迟福林: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放权、分权、限权。

第一步要解决的是放权的问题,属于市场的回归市场,属于社会的回归社会。简政放权仍然是当前政府改革的主线,现在放权到了关键时候。

第二步是分权。中央提出行政范围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现在有些专业部委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决策部门,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管理资产及其下属单位上。下一步,在分权基础上,要对行政权力结构进行改造,要按照中央提出的行政范围内的三权分设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深化政府转型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更相适应、更有效率的行政系统,并有利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第三步是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权力约束权力、法律限定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找到限权的有效路子。

中国证券报:包括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在内的各地改革亮点颇多,怎么看待这一局面?

迟福林: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改革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现在强调顶层设计的同时,必须强调地方的试点、地方的创新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比如上海自贸区的实践经验,其“负面清单”管理起到很好示范,可复制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上海自贸区在服务业开放领域上有新的探索。

在市场开放方面,金融是一个重要领域。目前金融垄断的格局并没有完全破除,大中企业、国有企业占有大量信贷资源。从这个现状出发,金融改革突破,首要的是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最关键是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现在这方面步子太慢,顾虑太多,远不适应中国服务业开放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需求。从数据上看,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为45家,发展中国家平均是25家,中国只有9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远不到位。

中国证券报: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有多大意义?

迟福林:第一,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应适用于改革企业结构、搞活实体经济,有助于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难,也有利于各种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目前金融在这方面重视不够。我们看到,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业态兴起,正是由于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严重滞后,凸显了中小企业庞大的金融需求。所以金融市场化,要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上。

第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目的是和服务业开放相适应。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过去强调发展大中型金融机构,是与做大经济体量、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目标相适应;现在发展服务业,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如果不发展消费性金融,不发展面向中小企业、面向服务业的金融,金融的作用就会受到制约,高利贷等民间借贷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编辑: 孙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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