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白果树。

■朗公和尚塔及局部。

朗公和尚塔和白果寺塔群是我们关注的元氏县最后两处文保（前者为“省保”，后者为“县保”），至此，元氏县所有省级以上文保都做了介绍。但这并不能涵盖元氏所有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对于以金石闻名的元氏县，我们专门摘录了几通既有价值又有趣味的碑刻，以飨读者。

□文/本报记者 安春华 图/本报记者 李志华

元代郎公和尚塔

在看完了开化寺塔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距县城很远的蟠龙湖。沿着环湖公路绕了大半圈，来到蟠龙寺。话说蟠龙寺也是一座古寺，尚有古碑石佛，只是寺内建筑均为近年复建。我们下车穿过寺院，来到后院，荒地上一座石塔寂寂独立，和旁边新建的金装汉白玉石佛像对比鲜明。我们大老远跑来要看的，就是它。

建于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的朗公和尚塔，是记述朗公和尚生平的一座石塔，塔的上半部分没有了，现存基座和塔身第一节。与常见的经幢结构、雕饰都类似，朗公和尚塔八面八角，塔身第一节正面刻“朗公和尚塔铭”六个大字，其他几面刻铭文。第一节之上为华盖，雕有多个兽头，每个兽头之间帷幕层叠，很是精美。虽然只存第一节，但现存高度亦有3.6米，想其当年，亦应巍然。

朗公和尚塔铭记述了朗公和尚的一生。他本是赵州平棘县李家庄人，俗姓名“马明朗”，法号“寂照”。他十三岁被父母送到本州香严院出家，礼“昌公大师”为师，及弱冠，登坛受具足戒。从此“浮游讲肆，历魏抵汴”，与当时多位名僧切磋，参究玄理，最后在“祐公”和尚处得唯心宗妙法。学成后先回赵州香严院，惜寺已毁圮，又来到元氏县褚固村普照寺，这里虽然荒寒寂寞，但尚存前后二殿。朗公和尚“遂宴然处之，于是拾瓦砾，架蓬茅，除芜秽，辟田园”，“其间创建云堂三门、斋厨库厩各一所，前后二殿整补一新，丛林器物悉皆完具，仍将俗家祖上田园以充常住物业”。朗公和尚在普照寺讲经说法，“寅昏焚礼，虽隆寒盛暑，未尝少替”，赢得了弟子和信众的敬佩。八十五岁圆寂后，由“洨州龙兴寺讲经论沙门海源”执笔，撰写了这篇长铭文以悼念他。

研究铭文除了能够了解故事，也能品味书法。书界评论朗公和尚塔铭，“阴刻楷书，劲拔挺秀，具欧阳率更之面目”。话说朗公和尚塔本立在褚固村附近的农田里（寺早已毁圮），1998年把它移到县城文化宫广场，2000年又移至蟠龙寺，最初立于寺东，后来又移至寺北现址。虽说三易其位，远离原址，但只要它能安然矗立，人们也就放心了。

唐时白果树

在蟠龙湖的另一个方向，封龙山还往西，牛家庄村北的湘山上，曾有一座古寺湘山寺（有些碑刻写作“箱山”），建筑无存，寺址尚有一棵白果树（即银杏树），树龄1000多年。我到这里时，白果树已经落光了叶子，九条苍劲的枝干伸向湛蓝的天空，粗略一数，光鸟窝就有五六个，树围需四人才能合抱。当地传说这里原有两棵白果树，一雌一雄，后来雌的跑了，只剩这雄株，它不结果。据说这是石家庄最古老的白果树，在北方亦属罕见。

白果树的年龄是根据后来碑文记载确定的。现存明代《普济寺重修佛殿记》记载，此寺创建于唐。如今，白果寺址除了一棵树，还有五座古塔。在寺院管理人员住处，我看到了这些石塔，它们一节节散放地上，等待复建寺院后再重新立起。与朗公和尚塔上装饰精美不同，这些明代遗物式样上简单了许多，由塔座、塔身、塔顶及塔刹组成，除了四角石兽和一些线刻花纹，几乎没有装饰。它们是历代普济寺住持的寿塔。

历史上普济寺不但有参天大树，而且多奇花异草，县志记载“别有风致”。其实普济寺后边的山也是一景，一处需要远观的景。我在当地百姓的指点下“发现”了这座活像“撅屁股老虎”的山头，“老虎”头西尾东，圆头圆脑，天然石洞酷似双眼。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想点到一处不再细写的古迹，即孟尝君墓。乾隆版县志记载，它在县西十五里苏阳村东山巅上，“崇岗拥护，至今呼为‘孟尝岗’。岗下有鸡鸣口，人指为过岗鸡鸣处。”不再细写，是因为至今没有考古发现相佐证，而且孟尝君这人名头太大，“抢”他墓的地方一定不少，实在没办法细究。

一个县里有很多有趣的古迹、历史埋没在史籍中，我们所报道的，是现存上了级别的“文保”，它并不能涵盖一个县所有的文化信息，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继续研究，说不定又有新的发现。读完我们所有关于元氏“文保”的报道，再看乾隆版县志中收录的这首薛瑄写的《元氏咏古》诗，一定感觉熟悉又亲切。诗云：“太行西望翠成堆，白石诸峰爽气来。元振剑峰留石刻，李躬书院长青苔。磨盘南接田文墓，槐水东连汉将台。独羡三公神异久，会钟英杰位台阶。” 元氏诸碑 书家圭臬

碑刻众多是元氏文化一大特色。清代沈涛在正定知府任上遍访各县碑刻，著成《常山贞石志》二十四卷，录碑近三百，而元氏之物占了三分之一。岁月流逝，天灾人祸，元氏碑碣所剩无几，但一些著名碑刻幸有拓片存世。近年，县旅游局花大力气编印了《元氏金石录》一书，内容包罗金文（西张村出土青铜器铭文）、碑刻、墓志、摩崖石刻等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内容，对于历史、典章、宗教等领域研究都有意义，尤其对于书法爱好者参考价值极大。在这本书中，除了久已闻名的那六通汉碑外，我还发现了其他几块有意思的碑碣。

首先说原立于开化寺内、现仅存碑首和碑身一角的元代圣旨碑，有拓片存世，上边蒙文（八思巴文）和汉文两种文字，珠联璧合，均极工丽，且篇幅较大，据说在此类碑刻中属上乘之作。其碑文与印象里文绉绉的文言碑文不同，竟然都是口语。说是口语，其实又不那么好懂，比如开头这段：“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的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过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什么意思呢？它说的是：“仰仗长生天的力量、大福荫的庇佑皇帝圣旨”（犹如汉语常说的“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对军官们、军人们、城镇地方长官们、官员们、过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往下，依次称引自成吉思汗至前任皇帝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阔歹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不着，告天祝延圣寿者’么道有来。”意思是：“成吉思皇帝、某某皇帝……某某皇帝圣旨曾经宣谕：‘僧人、景教徒、道士，不承担任何赋役，（因为他们）祷告上天，为皇家祈福祝寿。’” ……最后，圣旨也申诫那些承旨者不得恃旨胡为：“更，这和尚每，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做呵，不怕那甚么！”意思是：“这些人也不得自恃持有圣旨，做违法乱纪之事。如敢做，他们岂不知害怕！”圣旨落款“圣旨俺的”，意思是“钦此”，下边为年月日。

据了解，元代白话碑文曾有很多，但年代久了，风剥人毁，原碑能保存至今者，自不过万一。明清以来，学者多轻其鄙俗，鲜有研究。方志、金石录中偶有注释，也大多浅薄错谬，因为既不通蒙古语，又不明元时汉语所致。我们直观感觉这种碑文是两种语言相互影响译出来的，而用学者们的话说，它兼有中古蒙古语和元代汉语的词汇和句法特点，是研究元代蒙古语同北方汉语语言的宝贵资料。

此外，东魏时期北白娄村的凝禅寺三级浮图碑，亦非常有特色，碑虽已佚，但拓片存世。其碑首为一组精美的线刻佛像，碑额字体为篆书，但做了美术化处理，每个字都有一些笔画末端刻成像火苗的样子，《元氏金石录》编著者、县旅游局崔竹元认为，这或可归为“缪篆”一类。其正文字迹爽朗，俊逸秀挺，前人推崇备至，晚清康有为、杨守敬等都给予极高评价，清末书法家张裕钊从此碑中汲取养分颇多。

另一通稍晚些的唐代庞君清德之碑，现尚存三段，也是以书法著称，碑文隶书，唐代书法家蔡有邻书丹，其隶书得汉人遗意，笔法雄浑。此碑之文采亦了得，有一个成语“龙章凤彩”即出自此碑文，说庞清德“君纯德天资，大材灵降，龙章凤彩，凝脂点漆”，以“龙章凤彩”形容庞清德仪表风采不凡，撰文者邵混之。

庞君清德碑之后，最早的碑当属金代的“景公长老记”，它也是开化寺的碑，现已佚，有拓片。这通碑在元氏诸多碑刻中不算有名，为什么提到它？因为字写的好看。即使没有留下书丹者姓名，其字迹亦端庄丰润，时人评价得苏东坡笔法。

最后值得说说的是几合唐代墓志。在元氏县南白娄村出土的李氏墓群五合墓志铭，为研究我国古代墓葬昭穆制度提供了首例实证，填补了国内空白——这个制度比较复杂，我还没有研究。且说墓志上的字，因为是在武则天时期刻的，所以出现了几个武氏造的字，如： （人）、 （地）、 （臣）、 （国）等。元氏出土的墓志铭虽然不多，但这几合墓志铭对研究墓葬文化及文字演变都有重要意义。 专题顾问

河北省文物局研究员 谢飞

河北省文物局项目管理处处长、河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张文瑞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高级工程师 刘智敏

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献中

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栗永

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梁勇

（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