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世宗 一对糊涂皇帝 石玠石珤 两位兄弟尚书

武宗世宗 一对糊涂皇帝

□文/本报记者 安春华

石麟早逝 徐夫人千里葬夫

石玠（音“介”）、石珤（音“宝”）两兄弟家的事，得从金元间说起。根据明代大学士谢迁为石玠墓地所撰神道碑碑文记述，石家“世为藁城著姓”，金元间，有石长卿、石汉卿、石才卿三人，“并以信厚闻，号三石家。”石玠的高祖父石永，为避元季兵乱曾侨居嵩洛，明朝初年返回故乡。到了石玠的祖父石麟这一辈，石家开始有做官的记录。

但石麟年仅32岁就死在广东道监察御史官任上，他的续夫人徐氏，当时才26岁。根据明代大学士李东阳为石麟撰写的祭文记述，徐夫人沉静美丽、温顺可亲，“通经史、明大义”，她做出了一件寻常女子难以完成的举动：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千里迢迢回北方埋葬丈夫的尸骨。有一个同在当地为官的藁城挚友张参政曾劝徐氏说：“等我回京朝见皇上的时候，咱们一起回北方，不是比较安全吗？”徐夫人辞谢：“丈夫死了，我一刻也不能安心在这里！”徐氏走到自己的故乡江西上饶时，有友人劝她说：“听说石氏家门已经败落下来，太夫人也已经谢世了，你回去能依靠谁呢？在父母生养自己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不好吗？等国家平安时，孩子也长大成人了，再返葬也不晚啊！”徐夫人还是辞谢：“我主意已定，急忙回去，还能在故乡住下来吗？”于是带着两个儿子石玺和石玉，跋山涉水，历尽艰难，扶着丈夫的棺木回到藁城徐村。族人和乡亲见到孤儿寡母千里返乡的悲壮情景，都纷纷落泪，赞叹不已。

徐夫人埋葬了丈夫的尸骨，守着两个儿子苦度光阴。家产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少，生活困窘，不得不变卖首饰作为儿子读书的膏火灯烛费用。苦熬20年终于有了喜人的结果，石玉举进士，由监察御史历官山西按察使。

徐夫人57岁时死在北京，石玉回家守孝，不再为官。李东阳为此叹息，觉得石玉的才华没有尽用。但令人欣慰的是，此时，他的长子石玠已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石玠“幼警悟倜傥”，“徐夫人抚之曰：‘是儿酷肖若祖，其大吾门乎！’”指望着石玠光大门庭。石玠与祖父气质相通，而尤其擅长易经。“画卦爻、推奇偶、错综画六十四卦，试之辄不谬。”成化癸卯年，因为精通易经而获得顺天府乡试魁首。丁未年，与弟弟石珤同举进士。

武宗荒唐 石尚书苦撑财政

石玠从汜水县知县做起，一直做到户部尚书。期间，曾多次按察边境军务，“公既久历边陲，习谙戎务，凡将领而下，量才任使，皆得其宜。间有违法者，裁以大体，不为深文小苛。故人争尽力，边境用宁。”石玠当兵部右侍郎时，“海西部长数犯边，泰宁三卫与别部相攻，久缺贡市，遣玠以左侍郎兼佥事御史往辽东巡视。出关抚谕，皆受约束。帝大喜，玺书嘉劳，召还。”当时，都察院左都御史陆完升迁，职位空出来，大家推举替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后推玠，乃以为右都御史，掌院事。”这时有人弹劾石玠攀附权贵。但武宗对这份奏疏置之不答。正德十年，拜石玠为户部尚书。

其实很难说，对弹劾石玠的奏疏置之不理，是武宗的意思，还是他手下“代理皇帝”的意思。众所周知，武宗少年登基，被太监刘瑾引诱，成了明帝王中的一代“大玩家”，日日寻欢作乐，夜夜调笑娇娃。刘瑾趁机掌握了“批旨”权，做起了“代理皇帝”。文官集体弹劾刘瑾，武宗反倒提拔他，导致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一起辞职。虽然后来大学士杨一清设计除掉了刘瑾，但正德五年以后，武宗又开始宠信江彬，在江彬的影响下，武宗干了更多的荒唐事。

江彬家在宣府（今山西大同），他劝导武宗游历宣府，名为巡边，实为寻欢。武宗在宣府住了大半年，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喝酒行乐，搜罗妇女。面对武宗这样的皇帝，真难为了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帝初出居庸，玠切谏。及在宣府，需银百万两，玠持不可。帝弗从，乃进其半。”皇帝花费太多，部队军费就不够，石玠神道碑碑文上记载：“时武宗数北巡，日有调集，军费不资。公经营筹画，未尝告匮。”

石玠主持户部，方针是“恪守成宪”，尤其反对破坏盐法。当时有一个叫钱宁的人得宠，武宗赐姓朱，“奸民欲牟盐利者，贿朱宁为请，玠不可，连章执奏”。因为这事得罪了钱宁，“被谗夺俸”。这是神道碑碑文的记载。《明史》上说，除了这事，还赶上武宗北巡之后又南巡，“廷臣谏南巡跪阙下，诸大臣莫敢言，玠独论救。群小激帝怒，严旨责令自陈，遂引疾去”。

石玠离开京城的时候，没有公车，武宗下旨让他坐驿站的低等马车回家。

世宗执拗 吏部尚书襆被归乡

石家二兄弟都官至尚书，显赫是够显赫的了，但是回家的方式却很相似。石玠还有驿站的低等马车可坐，到石珤辞官的时候，连驿站马车也不许用。谁让他们赶上两个不讲理的皇帝。

武宗以他无限追求快意的方式生活，注定了不可能颐养天年。有一天他心血来潮要学渔翁捕鱼，独驾一只小船划向湖心，结果技术不佳翻船落水，差点淹死。由于惊吓过度，落下毛病，几个月后就“龙驭上宾”，死在他给自己建的娱乐场所“豹房”中。

武宗一死，谁来继位成为国家第一要事。武宗无子，武宗的父亲孝宗也没有其他儿子在世，内阁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里“兄终弟及”的原则，认为孝宗的侄子、武宗的堂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按伦序理当继位。当时朱厚熜才十几岁，父亲去世丧服未除。当官员们将其从封国安陆州（在今湖北）迎至北京准备继位时，朱厚熜看着武宗遗诏（实由杨廷和起草）却说了一句话：“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这句话真是说到了点上，也由此拉开了小皇帝与老大臣之间长达三年的“大礼议”之争。嗣，继承之意，一般用指儿子继承父亲的爵位或家业，但朱厚熜不是武宗的儿子，也不是孝宗的儿子。以小枝入继大统，杨廷和等大臣要求他把自己看作早已过继给孝宗，称孝宗为“皇考”（考即父亲，尤指已故的父亲），而改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称母妃蒋氏为“皇叔母”，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又另以和他同辈的一位王爷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献王祭祀。通俗来讲，就是要求他称父亲为“叔叔”，称伯父为“父亲”。这简直让朱厚熜无法接受。

突然富贵的儿子，谁不想马上追尊自己的亲生父母呢？但文官们也举了若干前朝的例子来证明自己逻辑的正确性。朱厚熜继位初期，羽翼未丰，杨廷和竟然能够先后四次封还御批。争议的结果，只能是双方互相让步，朱厚熜称孝宗为“皇考”，但给自己的父母加了“帝”字，称“本生父母兴献帝、兴献后”。

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以张骢、桂萼等人为代表，揣测帝意，纷纷上书重提旧事，认为皇帝可以“继统不继嗣”，建议称生父为“皇考”。嘉靖三年正月，朱厚熜将奏疏交付群臣集议，杨廷和为此请求辞职。朱厚熜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朱厚熜刚继位时，石珤代王琼为吏部尚书，因“珤刚方，谢请托”，那些声望不好的官员大多被黜，一时威信显耀，这让内阁杨廷和有些不高兴。所以，石珤没当多长时间吏部尚书，就改掌詹事府，主管诰敕的收存，等于没有了实权。但最后，他的生平却被《明史》编写者列入与杨廷和等人合传，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反对朱厚熜议礼。

在石珤离任期间，山西人乔宇任吏部尚书，率群臣二百多人共同进言反对议礼派的建议，朱厚熜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最后，文官们只好妥协，朱厚熜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称母亲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当年七月，朱厚熜又得寸进尺，要求去掉“本生”二字，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两百余位大臣在左顺门跪请皇帝改变旨意，哭声震天。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大批官员，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16人。

在百姓看来毫无意义的争论，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历来以捍卫“道统”为己任、自认“为王者师”的文官们，被当场打屁股甚至打死，尊严剥夺殆尽。左顺门事件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当年九月，世宗朱厚熜更定大礼，终于把孝宗改称为“皇伯考”，把生父改称为“皇考”，还要求将生父的牌位请进太庙祭祀。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毕竟兴献王没当过一天皇帝，凭什么进太庙享受和其他皇帝一样的祭祀呢？就连支持议礼的张骢等人也表示了反对，世宗只好妥协一步，在太庙的东边，另建了一座“世庙”祭祀兴献帝。

这年五月，石珤复任吏部尚书，世宗曾想拉他支持自己，但石珤“据礼争，持论坚确，失帝意”。群臣“伏阙泣争”时，石珤和毛纪等人助之。等大礼议定之后，石珤又上疏表示反对，惹世宗不悦，让他不要再说了。后来建世庙，以及建成后世宗欲迎生母谒世庙，石珤都上疏极言不可，因为这不合规矩。奏疏送上，“帝大愠”。

石珤既然站在了反对皇帝一边，那么等待他的，只能是罢官的命运，他的结局还不算最坏的。《明史》记载：张骢、桂萼“朝夕谋辅政，攻击费宏无虚日。以珤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又有王邦奇攻击杨廷和，诬告石珤和费宏为杨廷和奸党，两人遂乞归。世宗允许费宏坐驿站马车，“而责珤归怨朝廷，失大臣谊，一切恩典皆不予”。石珤回家，行李只有一车衣被，“归装襆被车一辆而已。都人叹异，谓‘自来宰臣去国，无若珤者’”。

世宗追尊父母的行动，直到嘉靖十七年时才算最后结束。这年，他给父亲上庙号称“睿宗献皇帝”，并终于将献皇帝的牌位挪进了太庙，还位列武宗之上。当然，这事并不能得到后来皇帝的承认，穆宗一即位，即于隆庆元年“罢睿宗明堂配享”。兴献帝牌位被彻底搬出太庙，世宗努力了一辈子的事，到底没能得到历史的承认。

后人研究大礼议，有人从中看出世宗自卑心理的发泄及“皇权”与“阁权”的斗争，有人看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有人看出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较量，还有人看出世宗真正要打击的人是武宗母亲张太后……大礼所议虽然表面和百姓无关，但其严重后果已影响到了明王朝的气数。如后人郭子章所言：“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明史》中说：“自珤及杨廷和、蒋冕、毛纪以强谏罢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甚至“凡附和大礼者，皆可挟为颠倒是非报复恩怨之用，其事不可胜列”。有人总结，自大礼议后，朝臣渐渐分化为挟天子之威的一派与自我标榜道德口碑的一派，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而在他们无休止的争斗中被忽略，这种特点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藁城两处著名的古墓——南董村董氏墓群和徐村石氏墓群，都是“省保”，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地面全无踪迹。从观感价值上来说，两墓地似应囊括在一篇之中；但从人物价值来说，又实在难以熔于一炉，因为时代不同，故事不同，所能品咂出来的味道，也就大不相同。

踪迹无存 阁老坟留下影像记忆

最近看到一本书叫《读了明朝不明白》，确实，初读明史的人常会困惑：为什么明朝君臣总是为一些在今人看来无意义或无所谓的事情而争论呢？如嘉靖皇帝该怎么称呼父母，如张居正是不是该去职丁忧，如万历皇帝该立长还是立幼……在古人看来这都关乎天大的意义，但规矩太多的时候，皇帝也就成了一个“牌位”。但如果这皇帝不愿意当摆设，而把文官们打屁股致死，不也太过分了吗？以上所有争论似乎都指向一个无解的怪圈，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照这样纠缠下去，明王朝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消耗，灭亡……

与藁城董氏在蒙元初期建功立业不同，藁城石氏兄弟，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运行了一百多年，甚至已过了守成期，而渐入衰败期的帝国。“董相原”规模宏大，占地900多亩。忽必烈在位时甚至将原为“槀城”的“槀”字上加草字头——后人普遍理解是取董字之草字头。与之相比，徐村石氏墓群占地约150亩，规模小很多。但曾经的墓地遗存并不少。墓地分东、西两个墓区，东墓区始建于元末明初，为石氏祖坟，西墓区始建于明朝中叶，为五世祖石珤从东墓区脉生而出，即俗称的“阁老坟”。由于石珤官位高，西墓区比东墓区显著阔大。后人追忆，在上世纪40年代时，古柏遮天蔽日，覆盖了整片坟茔。

过去，每逢干支纪年中的“子年”清明节，石氏都要在其家祠亮祖先像，游人络绎不绝，瞻仰阁老像后必到墓地一观。很多文人墨客也爱到此一游，称石氏墓地为“藁城小碑林”。石珤的画像最后一次亮出是在1936年（丙子年），此后日寇侵扰，百姓流离，再也顾不上办这个例会。老人们记得，墓群内的古柏计有500多棵，特别是石珤古冢上那棵，树干挺直，树冠茂盛，如华盖一柄遮盖着他的坟丘。当时，一进墓区，首先是青砖细瓦向阳的门楼，接着是两根八角柱“望天吼”，再往里走，是高阔且刻有功名的石牌坊，石牌坊两侧，是对称排列的石马、石羊、石狮，无不雕刻逼真，静中有动。再往里有东、西两座碑亭，碑亭建筑奇特，从地基到顶，完全是用青砖砌起来的圆锥体，有4个门，但没用一块木料。亭顶中心是偎抱一起的阴阳鱼，无论晴天阴天，看上去都阴阳分明。过了碑亭再往里，还有文官武将共计4个石翁仲……整个墓区建筑都是大理石结构，而牌坊横梁、两个望天吼及一通御碑，则是汉白玉质地。

从上世纪40年代以后，石氏家族墓逐渐遭到破坏。1948年有人将石珤坟上那棵柏树伐倒变卖。到上世纪60年代，墓室和地表建筑物全被挖开或推倒，众多石构件被毁。曾经，明代名士李东阳、杨一清、谢迁都为石家撰写过神道碑文，这些都被收录在县志中。如今，人们了解石阁老的途径，不再是去墓地，而是翻阅史料。虽然镌刻着生平事迹的墓碑已经难找，但史料上的记载却不会磨灭。不管明朝的士大夫多么迂腐，但相比清朝一代，还是敢说话了许多。人们都说明清是专制高压的时代，但即使在那样的时代，也还是有敢说话的人，甚至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这让我常常感叹：自由虽然取决于环境，但说到底还是取决于自己。“我的生活我做主”，不论是董氏还是石氏，他们都做到或者说部分做到了。并非他们有什么特别，最主要的是：你是否敢于给自己以自由。

1、《明史》（张廷玉等）2、《藁城县志集注》（藁城市地方志编委会）3、《藁城文物》（藁城市政协）4、《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王家范）5、《读了明朝不明白》（熊召政等）6、《公与私：明代大礼议的名分意义》（尤淑君）7、《再论嘉靖大礼议--以张延龄案为线索》（杜洪涛）8、《嘉靖“大礼议”：:政治斗争还是意识形态斗争？》（史超）

参考文献

专题顾问

河北省文物局研究员 谢飞

河北省文物局项目管理处处长、河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张文瑞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高级工程师 刘智敏

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献中

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栗永

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梁勇

（排名不分先后）

编辑： 林福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