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接地气秧歌戏

稿件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文/图 本报记者 安春华

农家院里的演出

艳阳高照的秋天，平山县古月镇刘家沟村，杜丽琴家的小院里幕布拉起，地毯铺上，道具摆好，锣鼓敲响。8位演员陆续化妆完毕，一折秧歌戏（《双锁柜》之“对簿公堂”）开演。这是专门为我们的到来而组织的表演，他们平时在石家庄或县城打工，传承人杜丽琴一句话，纷纷赶回来，其中一位演员还带着她七八岁的儿子。这孩子最爱看妈妈唱戏，为此专门请假没去上学，一见妈妈扮成英俊的武生，乐得呵呵直笑。

这是一群热爱秧歌的人。但仅有圈内人的热爱是不够的，我试图以一个门外汉的视角，去寻找秧歌戏之所以能让人“中毒”的基因。《双锁柜》是平山秧歌戏的代表性剧目，剧情和丝弦戏《李天保吊孝》大体相同：抠门老爹原本给闺女订了亲，一见男方家道败落，就昧了亲事另许人家，而闺女誓死不二嫁，最后闹到公堂之上，县官公正裁断，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同之处是，它设置了两条爱情线索，男主人公抱得两位美人归。“对簿公堂”是全戏的高潮，小朴姐（刘素艳饰）向县官细诉原委，这一开唱，首先我感叹中国的地方戏曲之丰富，虽有300多种，却哪个和哪个也不一个味儿。与上期听过的乱弹“味道”大相径庭，彼为高远悠扬，此为婉转曲折。彼为笙笛唢呐齐奏，此只有锣鼓点帮腔。杜丽琴告诉我，秧歌戏以有没有文场乐器（俗称是否“挂弦儿”）可分为两大类，挂弦儿的称大秧歌，不挂弦的称小秧歌。咱们石家庄一带流行的是小秧歌。

小秧歌，又称“大锣腔”，没有管弦伴奏，徒歌清唱，过门以锣鼓点代替。由此，人声更加“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中音区演唱，不以调门高取胜，而源于民歌的感觉似乎更浓，唱词长短不一，口语如诉，尤其爱加虚词衬字，如“嗯唉”、“唉呀”、“唉嗨哟”等，一句“又宽又厚银板簪”，在这里就唱成“银哪板哪簪唉嗨呀”——别有一种好听之处。虽然秧歌戏还有其他特点，但我相信，首先吸引人的肯定还是唱腔，如果没有唱的魅力，单凭“俗”是不可能让人“中毒”的。

“俗”在这里并无贬义。这就说到其第二大特点：通俗，若论泥土气息，它当数第一。这是我回来以后翻剧本感受到的——因为现场没时间演整出，要想全方位揣摩其风格，必须钻进那手抄的剧本中。它也有诗情：人物出场先念几句诗，如穷书生上场念“贫居大街无人问，富住深山有远亲”，几句话点明其身份境况。它也有哲思：“山上树木有高低，地下人心多不齐。伸出十指有长短，比比肩头齐不齐。肩头不齐亲事在，肩头齐来两分离。”耐人回味。但它最大的特点还是直白、通俗：“你阳世三界是我父，阴曹地府你算什么……油锅里炸你三个滚，呸呸呸骂一声嫌贫爱富你个老王八！”爱憎分明。

它的剧目，没有袍带大戏，都是家长里短的生活小戏，像《跳神》、《借当》、《盗墓》等，一听名字还挺吸引人。它擅长喜剧，大量运用夸张、对比、反讽的手段来塑造人物，如《双锁柜》中抠门老爹于得水说：“我在于家店上能牙说嘴、四通八达的，行事又开，连个大送亲的都找不下……”他让“挑担儿”康二秃当送亲的，晚上又跟人家翻陈年旧账讨要一斗麦子——其实他也欠人家钱，但他的人生信条就是：我可以“短”别人的，别人不能“短”我的，真真一毛不拔。所以剧中他小姨子叫他“拧筋”，这是一句平山土话，形容铁公鸡。秧歌戏里有大量方言土语，让观众感觉无比亲切，包括当地人熟悉的歇后语，如某人抬头看天气，另一人说：“你狗看星星知道什么稀稠。”类似的插科打诨、逗趣调笑，穿插在一切适当的场景下，如于得水的小姨子来到他家：

于：哈，我当是谁啦，原来是她象鼻！

姨：她二姨！哈，我当是谁啦，原来是拧筋！

于：千万别说拧筋，行事不开！

姨：不是拧筋，是行事不开！唉，老姐丈，怎么大天门子上着个白日？

于：还是大天白日上着个门子？

姨：你看这拿着个话连个嘴也说不了！

于：还是拿着个嘴连个话也说不了？

姨：你看这一对也说不句了！

于：还是一句也说不对了？

插秧歌——秧歌舞——秧歌戏

可以想象，过去辛勤劳作的农民，若看到这样的戏，该有多放松。《中国戏曲史》（廖奔）一书在讲完了弦索腔、西秦腔、高腔、昆腔、吹腔、梆子腔等复杂的形成脉络后，在最后有一段话：清代声腔形成的路径，除了上述腔种以外，“还有在民间歌舞说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路。”出自民间歌舞的有花鼓戏、花灯戏、秧歌戏、采茶戏等，出自民间说唱的有道情戏、滩簧戏、曲子戏等。“相对前述声腔和复合声腔来说，这些民间剧种形式上都比较简陋，出场角色少，音乐唱腔简单明快，表演风格生动活泼而生活气息浓厚，演出剧目也多半是比较简单的民间生活内容，通常称之为地方小戏。其数量众多，覆盖面也十分广阔，成为清代中、后期戏曲声腔流派里一个极为重要的支流。”

这是对以秧歌戏为代表的地方小戏的高度概括。在北方，秧歌戏应该是流传范围最广的地方小戏，山、陕、冀、蒙都有。它和汉族民间舞蹈“扭秧歌”不是一回事，但有关联。秧歌，最初是插秧、耘田时所唱之歌，以民间农歌、菱歌为基础，逐渐发展成汉族最普遍的民间舞蹈形式，存在于民间花会（或称社火）中。明隆庆年间修撰的《赵州志》就曾记载：“正月十五放纸鸢，唱秧歌”。

清代地方戏曲兴起（即“花部”兴起）时，秧歌也逐渐向扮演戏曲人物的民间二小戏（一旦一丑）、三小戏（一生一旦一丑）发展，渐渐从作为歌舞的秧歌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地方戏。清代陆又嘉《燕九竹枝词》中有这样两句：“早春戏馆换新腔，半杂秧歌侑客觞。”这表明在乾隆时期的戏馆中，已有了秧歌腔。《中国戏剧》（王学锋 刘文峰）一书认为，考虑到清代地方戏兴旺的背景，秧歌戏产生的时间大概与此相近。

而本地资料显示还要更早一些。《石家庄市文化志·戏剧》中说：秧歌戏“清初时已在正定、获鹿、井陉流行”。《石家庄民俗文化》一书记载：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灵寿县万寿村已有“秧歌子弟班”。

早期的秧歌表演多以打地摊的形式出现，极少登台演唱，除了在本村和庙会、集市上进行娱乐性演唱外，经常被一些穷苦人家作为募集口粮和讨要的手段。“大袄套大衫，外套一坎肩，一唱面对门儿，一唱打地摊。”这是真实写照。由于演的都是婆婆妈妈的家庭戏，深受广大妇女欢迎，所以民间戏称“拴老婆桩子”。

到了清末民国，秧歌戏已经风靡。《平山县志》记载，因唱秧歌耽误农事，咸丰三年（1853年）县令王涤心在其颁布的《整饬风俗示》中下令禁演秧歌。但禁是禁不住的。清朝末年，在著名艺人崔天宝的口口相传下，平山县出现了著名秧歌传人李同祥（艺名“抓心旦”）及阎锁子、齐玉昌、段考考等十余人，称“同祥派”，民间流传一句话：“看了抓心旦，三天不吃饭。”民国15年，平山县几乎村村都有秧歌戏，人人都能唱几句。

这是平山的情况。在正定，上世纪30年代涌现出了马瑞花、钱菊花、赫计春、钱大眼等著名演员，由马瑞花、钱菊花领衔，正定秧歌班还曾常驻石门市。获鹿方面，有田都秧歌班、黄峪村秧歌班、永乐村秧歌班等。这些班社的情况都记录在《石家庄市文化志·戏剧》中。

在写完乱弹之后，本地剧种位列国家级“非遗”的都已写完，本来打算就此住笔，但是发现，还有一种本地戏虽然不是“国字号”，却分布广泛、影响深远，不得不提，那就是秧歌戏。其分布之广，至少有灵寿北纪城秧歌戏、平山秧歌戏、行唐杨村秧歌（此三项为省级“非遗”）和藁城刘海庄秧歌剧、灵寿砂子洞清秧剧（此二项为市级“非遗”）五个保护项目；其影响之深，过去农村常有这样的消息：某某“中了秧歌毒”。既然能到“中毒”的地步，那就必须得关注了。

极为重要的支流

石家庄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宋盼岗说，过去在石家庄地区大部分县（市）都有秧歌戏班，很受群众欢迎，曾经出现过一批优秀秧歌艺人，1990年石家庄地区文化局辑印的《秧歌艺人风采录》中就收录了41位秧歌戏名演员的资料，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抓心旦”李同祥、“小坤角”钱菊花、“大坤角”马瑞花等人。

我在网上搜索也发现，且不说本地，就全国来看，能搜出十余种不同地方的秧歌戏。其中，至少有五个地方的秧歌戏列入了国家级“非遗”——河北的隆尧、定州，山西的繁峙、朔州、泽州。列为省市级的没有细查，肯定更多。

就河北来说，秧歌戏按地域和风格可以分为三路：张家口是一路，保定、石家庄、邢台是一路，廊坊是一路。专家认为，保定、石家庄、邢台这三个地方的秧歌，属一个类别，过去统称“大锣腔”。但是艺人和观众习惯按方位分成东、西、南三路，即保定的秧歌称东调秧歌（以定州大秧歌为代表），石家庄的称西调秧歌（以平山和正定为代表），邢台的称南调秧歌（以隆尧为代表）。

这些秧歌我都找了视频来看。冀中南一带，虽然唱腔各异，但总体的感觉是相似的，而作为秧歌大省的山西，听起来与河北这边差别就大了。比如晋北的朔州大秧歌、繁峙秧歌，猛一听好像是稍降调门的梆子戏。相比而言，“秧歌感”浓些的是该省的祁太秧歌、泽州秧歌。其中，泽州秧歌位列国家级“非遗”，但是正如资料上所说，它“将传统的秧歌小调简单化，成为以上、下两句无限反复的唱腔”，听起来旋律偏于干巴、重复（以《打棒槌》为例）。

这样一比，平山县刘家沟艺人演出的《跑沙滩》，就让人不由得联想：难道我们石家庄的秧歌不能问鼎“国字号”？这出戏中，两个裹脚的小女子半夜出逃前往正定府告状，经过滹沱河八里干沙滩，那一步一顿行走、生怕陷进沙子里的特殊做功，那锣鼓点与步伐的紧密配合，那板式的变化、唱腔的动听、情节的生动、节奏的紧凑——不输给任何其他地方的秧歌戏吧！

话说，石家庄的秧歌戏如果没达到一定水平，《石家庄市文化志·戏剧》也不会为它记上一笔。毕竟，有那么多大剧种呢！1947年石家庄解放时，市里的专业文艺团体有四个，其中之一即同顺秧歌剧团（另外三个是革新京剧社、义合评剧社、隆顺合丝弦剧社）。可见秧歌占有一席之地。前边说到的“抓心旦”李同祥，就曾任同顺秧歌剧团团长。这个团的前身是私人班社，解放后由政府接管，演职员近20人，主要演员有钱菊花、马瑞花、王秀亭、吴连震等，代表剧目有《彩楼配》、《粮砂记》、《郭小凤》等。

上世纪50年代是戏曲繁荣、名家辈出的年代。各地的秧歌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升。在政府的关怀和音乐工作者的参与下，剧本剧目更加丰富，演员经过正规化训练，演唱水平进一步提高。比如同顺秧歌剧团改编加工了一些朝代戏，在腔调和音乐方面也进行改革，开拓了秧歌挂弦儿的先例。

但是好景不长，1960年同顺秧歌剧团撤销。《石家庄市文化志·戏剧》中没说是什么原因。我在网上一段《石家庄秧歌·访昆山》视频的简介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国家经济困难时，同顺秧歌剧团等市大多数剧团解散。”

一千元戏价

可惜啊！

这段视频的上传者在简介中说，《访昆山》主演王元增先生，12岁进入同顺秧歌剧团，1960年同顺秧歌剧团恢复组团后，王元增成为该团骨干演员。

这里恐怕有错误。1960年刚解散的团体，怎么可能当年又恢复呢？但是想再查些关于同顺秧歌剧团的资料，却找不出来了。

资料的匮乏，与百度百科中对于秧歌戏的这句介绍相吻合：“进入新时期以后，作为民间小戏剧种的秧歌戏不仅面临与大剧种的激烈竞争，而且受到现代流行歌舞的挤压，演出活动越来越少，不少秧歌剧种濒临消亡。”

据平山县文化馆田馆长介绍，目前，西调秧歌的主要流传地之一刘家沟村，还能以一村之力组团演出，但演出活动不多。另一个主要流传地白龙池村，还有赵瑞林（李同祥的徒弟，现已70多岁）一家三代人在传承。其它几个村只有少数人熟悉西调秧歌，几乎没有演出活动。

比较起来，刘家沟村的“阵容”算是强大的了，他们能组织起演职员20余人，而且主要演员均正值壮年，如杜丽琴才40岁，正是能唱的时候。该村的小姑娘、小媳妇也有学的，目前还没到发愁传人的地步。一年也能在十里八乡的演出一百多场，但是，戏价上不去，“一场戏才一千元。”杜丽琴说。

一千元！别处不都四五千元吗？怎么这里就这么低呢？平山县文化馆副馆长董先生告诉我，当地打工的价码也就是一人一天50元，他们去十几个人，差不多也就是一千块钱的报酬。言外之意符合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行情”。

面对这“行情”，我也是醉了。像《跑沙滩》这样的戏，因为该团没有麦克风，没有字幕屏，看现场演出似乎还不如看带字幕的视频效果好。这也是戏价上不去的一大原因。“急缺资金啊！”杜丽琴说。“曾经有一个山西的村子慕名找上门来，但我们没有去。因为方言不同，又没有字幕，唱了人家听不懂，回头说秧歌戏不好，那还不如不去。” 刘素艳说。

确实，如果一开始让人觉得“不好”，那么以后再想改变观众的第一印象就难了。目前平山县对西调秧歌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已经为传承人赵瑞林所在的白龙池村解决了音响设备、灯光设备，下一步将为刘家沟村争取资金。另外，他们还将出版剧本汇编，并辅导演员提高演技，意在将其打造成平山文化品牌。我们期待着这些目标的实现，期待着西调秧歌将欢乐与笑声带给更多的人。

编辑： 林福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