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何处而来？”

　　关于“人从何处而来？”这个问题，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人们都曾提出了大量内容迥异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圣经》里“创世记”的“上帝造人”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直到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用进化论代替神创论，用自然选择取代“上帝的旨意”，来解释地球上存在不同物种的这一事实。1871年，他又在《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中正式提出了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理论。

　　然而，进化论者在当时只能从解剖学、胚胎学等相关学科取得间接证据，以及按照一般的进化原理来论证从猿到人的理论，直接的即化石的证据在当时还是缺少的，为这种理论提供实物依据就成为当时众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课题。

　　主持过陕西公王岭蓝田人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说：“达尔文的理论在当时是少数派，因此关键是要从地层里找到从猿到人的化石和考古材料，这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在世界各地寻找的东西。”

　　从“欧洲中心”到“神秘东方”

　　十九世纪，人们曾抱着欧洲是人类进化中心的观点，当时，史前考古多集于这门学科的发祥地法英等欧洲国家，产生这种思想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二十世纪初，亚洲这块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又神秘莫测的古老大地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1890年冬，荷兰解剖学者欧根 杜布瓦在西南太平洋万顷碧波之上的“千岛之国”发现了爪哇直立人化石，这在当时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争议。但除此之外，人们对于早期人类在亚洲的活动还所知无几。然而，这并末动摇这些有识之士的信念，他们相信：亚洲“可能”充当过人类进化的宽阔舞台，“可能”是最古老的人类工业的巨大扩散中心。当然，这种相信虽然缺乏确实的考古发现，但也并非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亚洲毕竟拥有旧大陆的“半壁江山”，是连结新大陆和大洋洲的通道和地理上的“世界中心”；晚新生代喜马拉雅山的隆起使亚洲广大地区干旱化加剧而具备了适于古猿下地并向人类演变的环境。正是在这种信念激励下，来自美、法、英、瑞典、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们纷纷涌向亚洲，其中就有神秘的东方古国- 中国。人们都想知道，这块盛产丝绸、陶瓷和孕育了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土地，是否也曾是人类起源的摇篮呢？

　　1914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创办的天津北疆博物院，在黄河流域开展古生物学和石器时代考古的调查工作。 6年之后，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北面的晚更新世黄土堆积中发现了3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现旧石器。

　　1925年 1926年，美国中亚探险队考古学主任纳尔逊在长江三峡地区调查史前遗迹。

　　1921年，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约请了年轻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丹斯基共同在北京周口店考察，发现了龙骨山遗址，并于1921年和1923年两次试掘中发掘出两枚北京人牙齿化石。1927年4 月，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由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与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负责，正式开始在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当年就获得化石材料500箱。

　　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委派年轻的裴文中负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12月2日，从一个称为“猿人洞”的地方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是在世界古人类化石研究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令国内外为之震惊。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带生活的年代，从距今70万年至大约20万年前，遗址上发现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

　　黄慰文说：“这一阶段在中国有很多考古发现，为‘亚洲是人类演化的巨大舞台’这种预见提供了丰富证据，特别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和研究。”

　　从“亚洲中心”到“非洲中心”

　　进入50年代，考古学者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寻找到了不同阶段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虽然化石材料不多，但中国古人类的一些特征仍然在这些标本上有所体现。

　　195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在贾兰坡主持下开始发掘丁村旧石器中期遗址。

　　1963年，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村发现了一件直立人的下颔骨化石，属中更新世，距今约60万年。

　　次年，又从公王岭发掘出一件直立人头骨化石，即今天所说的蓝田人，年代距今115万年左右。

　　一年之后，云南元谋又出土了两颗距今170万年的直立人牙齿。

　　同样是在60年代，华北的山西西侯度这个早更新世遗址的发现，其年代也已冲破一百万年的“年代极限”。

　　黄慰文惋惜地说：“但是由于这些发现没有及时公布于众，而当时非洲、尤其是东非又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这些都吸引了来自西方的许多考察队，人们的目光再次转向西方。”这些发现中，有1959年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早更新世地层早期发现了人类化石和共生的旧石器。它们证实原本争论不休的到底是人是猿的南方古猿类中包含有会制作工具的、后来被命名为能人的“真正的人”，它的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比爪哇人、北京人所代表的直立人几乎早了100万年。随后，能人化石和最古老的石器工业陆陆续续在埃塞俄比亚、扎伊尔、肯尼亚和南非等地发现，年代可回溯到距今260万年。

　　这些接连不断的发现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非洲是人类起源的中心。而且，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中就曾认为非洲的大猩猩和黑猩猩同现代人类的亲缘最近，因而推论人类的早期祖先曾生活于非洲大陆。40年代末，美国考古学家莫维士又提出“两种文化”理论，按照这个后来被称为“莫维士线”的理论，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欧、亚、非大陆分为先进和落后的两个文化圈，西面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非洲、欧洲和中东以及印度半岛，称为“手斧文化圈”；东面一个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缺少手斧，只有简单的石片和用粗砾加工的砍斫器，称为“砍斫器文化圈”。这又强化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倾向。

　　因此，一些学者对于来自非洲以外、尤其是亚洲的发现难免抱着一种警惕的和怀疑的目光，甚至认定东亚不会发现早于距今100万年的人类遗迹。

　　黄慰文认为，50年代以来，非洲大陆寻找早期人类遗迹的工作蓬勃发展，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很多材料不是比我们早一点，而是早一大截，差距就拉大了，很自然增强了“非洲起源说”的分量。

　　“走出非洲”

　　70年代以来，在我国许多地方发现了不少新的、有的保存还较好的人类化石：

　　在安徽和县、湖北郧县、南京汤山，发现多处直立人化石；

　　在贵州桐梓、山西许家窑、陕西大荔、辽宁金牛山、安徽巢县，又发掘出多处早期智人化石；

　　在中国南方，巫山人遗址和安徽人字洞遗址，又把100万年甩在后面，叩响了200万年的大关。我国科学家对重庆“巫山人”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制品进行古地磁和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证实，200万年前我国就已出现了在长江三峡一带活动的古人类。而人字洞遗址中与人工制品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几乎全部由绝灭种组成并含大量上新世的成分，性质比巫山的更古老，原研究者据此估计其年代可能为距今200—240万年，即早更新世刚刚开始；

　　在华北的泥河湾盆地，相继发现的多处旧石器遗址，如小长梁、马圈沟以及新近公布的大南沟。泥河湾的大南沟据发表的报告推断属于上新世，年代有可能达到距今300万年。

　　与此同时，在旧石器文化研究上也取得重要突破。例如，“莫维士线”由于广西百色盆地出土了距今73 78 万年的手斧而被打破了。这些发现是新中国考古学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人类进化学说，从而为在我国境内寻找更为古老的人类化石以及文化遗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曙光初露。

　　中国的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从本世纪20年代算起已经历了80年，人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大幅度向昔日延伸。近二、三十年来无论在材料积累还是研究水平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新成就更是为世界瞩目。

　　黄慰文认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亚洲地区又有许多很大的考古突破，发现了一些年代不仅突破10 0万年，而且是接近或超过200万年的遗址，而且这部分遗址与非洲最早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年代大体拉平。“虽然亚洲的一些新发现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亚洲不能再被忽视了。既然亚、非发现的年代相当，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起源是单一地区还是多地区起源的理论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还是以‘单一地区起源说’指导工作，这种观点正面临许多挑战。根据地质学研究成果表明，近500万年以来在全球环境变动的趋势中，从非洲到亚洲一直到东亚形成了一个季风分布带，正好是今天发现的人类化石的主要集中地，而500万年前正好是从猿到人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个研究成果支持了多地区起源说。我们应该把是亚洲还是非洲起源的争论放在一边，加强工作，避免偏见，客观地面对世界各地新的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