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那场地震,他们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为了让这些孤儿们重新找到家的感觉,石家庄育红学校的老师们担当起了孩子们爸爸妈妈的责任。 30年过去了,育红学校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他们无时无刻不惦念着育红学校
和那里的“爸爸妈妈”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 □本报记者杨琨/文图报道 3个老师24小时陪护痴呆儿 曾经的地震孤儿如今已44岁的邵剑锋告诉记者说,老师们对每一个孩子都照顾得很周到,并且对特殊孩子特殊照顾。 “的确,我们这里有小婴儿、痴呆儿童、也有残疾儿童。”付振中,当年在育红学校教导处工作。已经65岁的付振中老师告诉记者,当时育红学校里有一些特殊的孩子。 比如,三个还在吃奶的小婴儿,党育苗、党育红、党育新,学校为孩子们准备的日用品很齐全,为每个孩子配备了奶瓶、奶粉和专业护理人员,对这些孩子全天候陪护。有4个员工专门为小班的孩子拆洗被褥。 一位被淘气的同学们戏称为“傻红山”的孩子是个痴呆儿,他得到的陪护更为特殊。“那时,这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们管,他自己自理不了。我们专门派了3个老师24小时盯守。”付振中说,多年后,这位痴呆儿的父亲找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孩子这样健康,深情地对学校老师们说了声“谢谢”。 一位叫何英的孩子患有小儿麻痹,也有专人看护。 还有一些残疾孩子,他们是在地震中不幸被砸伤的,育红学校的老师们对待他们更是悉心照料。 曾在育红学校学习的刘艳照给记者指着脚上的伤疤说,我这里就是在地震时被砸伤的,在学校得到了老师们的特殊照顾。 “逢年过节,我们还要开联欢会呢。”邵剑锋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时说。 “那时,我们就是怕孩子们想家想爸爸妈妈,所以我们一到过年过节,都为孩子们准备得特别充分。无论是吃的还是娱乐活动,都尽量让孩子们开心,不去想痛苦的往事。”付振中说。 付振中还记得,当时每年过年所有的老师都不回家,都要与孩子们一同过年。“我们一起包饺子,讲故事,唱歌。”然后,所有的孩子与老师在学校里放鞭炮,许多孩子高兴得又蹦又跳的。 “当然,大一点的孩子就懂事了,他们会很自然地想家想自己的父母亲。一些孩子趁我们不注意,悄悄地躲在角落里烧纸。那时候,他们没有纸钱,烧得是旧报纸。看到孩子们的这些举动,老师们心里酸酸的。”付振中说。 “记得有一个孩子因为想家,晚上跑出学校顺着铁路想要走回到唐山,老师们跑了十几里地才把孩子找回来。孩子们可怜,我们心疼,后来我们每一个假期里都带着孩子们回唐山看看,看看那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别怕,老师和你们一起睡 刘艳照,唐山大地震那年他16岁,是被送到育红学校中年龄最大的孩子。如今,在石家庄工作多年的刘艳照已经46岁了,谈起当年的情景时他的眼角有些湿润。 “唐山大地震时,我的父母和二姐、小弟弟都不幸遇难,我后来被送到了育红学校。在那里,没有父母疼爱的我们已经把悉心照料我们的老师当成了自己的父母,当成心中最亲的人。” “我们这些孩子们管董校长叫爷爷和伯伯,也许因为董校长也是唐山人,我们和他特别亲。” “有天晚上,唐山发生了6.9级的余震,石家庄也有震感。当时,我看到电灯摇晃起来,拔腿就朝学生宿舍楼跑去。”时任育红学校党总支书记的董玉国说,当他跑到宿舍楼时看到,这些曾经经受过地震惊吓的孩子们,以为又发生了大地震,都没命地往外跑。 还有一些楼上的女同学,竟然从临近窗口的大树上往下爬。“孩子们,别怕,这是余震,没有事。有大地震市里会第一个通知到咱们的,回去休息吧。” 恐惧的孩子们不敢回去睡觉,董玉国用商量的口吻说:“这样,我和你们一起睡,行吗?” 孩子们放心地回屋睡觉了,董玉国却不敢睡,他悄悄地观察着每一个孩子,害怕再有风吹草动,让孩子们惊慌失措。 刘艳照说:“那时,我们就像是惊弓之鸟,一遇到刮风下雨,准从屋子里跑出来,有的同学都吓哭了。甚至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偷偷把课桌垒到房顶,生怕地震会砸到我们。我们都患上了恐震症。”一到这时,所有的老师都跑过来安慰我们,甚至陪着我们睡,与我们聊天讲故事。 一生都难忘的情景 刘艳照,是被育红学校送到部队的第一批参军入伍的小兵,临行前,育红学校专门为刘艳照等22名同学开了欢送会。 “那天心情非常激动,想到要去部队当兵了特别高兴。但想到要和老师们分别了,以后的路要全靠自己走了,心里挺难受的。” “董爷爷”在欢送这22名同学参军入伍时对孩子们说,你们虽然离开学校了,可还是学校的孩子。想家时,就回来看看,我们也会带着弟弟妹妹去看你们。 “那时,我们中有的孩子悄悄地抹起了眼泪。” “直到现在,只要走在长征街上,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只要一提到老师这个称呼,我们就能想到在育红学校的日日夜夜。”刘艳照说,因为自己年龄大,当兵早,那些在育红学校呆了几年的小弟弟小妹妹,在离开学校的那一刻,一定比他更难受更伤心。 刘建新老师告诉记者,在孩子们离开石家庄回唐山时,老师们甚至都不敢告诉孩子们要离开学校的消息,还有的老师根本不敢送孩子,怕自己的情绪无法控制。“我那时,是躲在电线杆后面,看着我的孩子们走的,我抱着电线杆哭了很久。” 孩子们更是舍不得老师和学校。在火车站,一位名叫吕小强的孩子抓住老师的手就是不放,不管别人怎样拽怎样劝。最后,老师的衣服被小强抓坏,手上的手表也被小强抓掉,手腕都破了。老师哭了,孩子们也哭成了一片。 “我想,这个情景是我们老师和孩子们一生都难忘的。”刘建新说。 30年后孩子们的幸福生活 30年,弹指一挥间。育红学校的孩子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当年淘气顽皮的孩子们都已经步入中年,许多人的孩子已经到了自己当年在育红学校的年龄了。 曾在育红学校就读的学生中,有十几名上了大学,十几名上了中专、中技;有27名参了军;高、初中毕业生分别在石家庄、唐山安排了工作。如今他们成了工人、教师、国家干部、留学生、军官、劳模、企业家等。多数学生在唐山工作落户,十余名学生在石家庄工作落户,也有学生在北京、南京等地工作落户。 当年来到育红学校时还只是几个月大的婴儿的党氏三姐妹,如今也都过着各自的幸福生活。 一对心地善良的夫妇汉斯·施耐德尔先生和苏珊女士于1980年收养了小育红。汉斯夫妇遵守着他们的诺言,没有给党育红改名,只是按奥地利人的习惯,在名字后面加上父名,叫育红·施耐德尔。如今,党育红在维也纳与她的爸爸妈妈幸福地生活着。 而党育新、党育苗则在唐山工作,她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刘淑琴老师很自豪地对记者说:“我们的孩子个个都不错,一些孩子自己做生意开公司还有了自己的车,孩子们都有了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我们从心底里高兴。他们没有父母的支撑,自己一步步走到现在,不易呀。” “我知道的,石家庄这边的学生们也都过得不错。他们中有市政协委员、公司职员、工厂工人,都已成家立业,孩子都挺大的了。我们都为他们感到高兴。” 刘艳照说,自己的儿子很快就要到国外学习了,儿子曾对他伸出大拇指说:“爸爸,你真棒,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还有了现在的事业,我真佩服你。”但刘艳照说,除了爸爸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那么多好心人的关心与支持。 患绝症学生坐轮椅来看学校 就在唐山大地震20周年时的一天,一位姓魏的青年让妹妹用轮椅推着一点一点地向育红学校的方向走去。 小魏,这个曾在育红学校长大的孩子,不幸得了癌症,当时正在省四院治病。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请求妹妹带他再看一眼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再看一眼自己石家庄的爸爸妈妈。 提起小魏,刘建新老师叹了口气说,这个孩子就坐在轮椅上,在学校的楼下看着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学校的每一间教室。 时至今日,一位叫石小琴的学生还在寻找当年的校医。石小琴曾对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老师们说:“想起小时候,就后悔死了,自己不懂事,居然为了一件小事坐在医务室门口骂了那个老师4个小时。现在长大后,心里特别愧疚,我一定要找到那位老师,当面向她鞠个躬,说声对不起。” 像石小琴一样,育红学校的学生们对养育他们的老师说:“岁数越大,越会留恋学校和学校里的爸爸妈妈。我们小时候不懂事,也没有经济能力。现在我们懂事了,也有了经济能力,是该回报爸爸妈妈的时候了。” “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2006年5月,60多名唐山地震孤儿聚集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拍照留念,品味30年来的生活。这时他们想到了自己石家庄的爸爸妈妈,于是他们决定回“家”看看。 5月12日上午,王立新、马晓忠等19名唐山地震孤儿登上了开往石家庄的列车。 5月13日,董玉国家热闹非凡。19名唐山地震孤儿来看望他们的“董校长”、“董爷爷”。当年的孩子们见到董玉国抱着就哭,他们说:“董爷爷,我们来看你了,我们终于又和你在一起了。” 育红学校的孩子们虽然是地震孤儿,但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有600多个兄弟姐妹,还有视他们如亲生骨肉的石家庄的老师们。如今,谁有困难了,大家就伸出援手。张丽华的爱人身患癌症,老师和同学们都纷纷捐钱,可张丽华说,还有一个得了尿毒症的同学比自己更困难,她会把老师和同学们捐的钱交到那个最需要用钱的同学手中。 一位学生逝世后,他家的门口停了十多辆车,他的丧事是由同学们办的,同学们说,自己的兄弟离去了,得让他体体面面地走,因为他是有兄弟姐妹的。 董玉国告诉记者,每年7月份,他都能收到学生们打来的电话,那个日子是孩子们的噩运日,但同时也是孩子们的新生日。“孩子们每年都要聚在一起,我们一些老师有时会去唐山看看孩子们,孩子们也会来石家庄看我们。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在记者结束采访时,董玉国老人笑着告诉记者,如今育红学校的老师们是最幸福的老人,因为他们有650个孩子,而且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这就是他们最幸福最欣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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