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初至7月底，这两个月对于元氏县因村镇位村以及镇上其他几个村子的人们来说，是充满阴霾的一段日子。村里的22个小伙子因飞车抢劫相继锒铛入狱，愁坏了十余个家庭。“我们这么好的孩子是怎么了？”这是他们父母和乡亲们发出的疑问。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求生所遭遇的碰撞、冲突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起抢夺案件的背后

    “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几乎所有因抢夺落网的小伙子都有这样的想法。作为新生代民工，他们一方面不愿意回家，另一方面在城里的他们，又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地生活着。他们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不同，不再甘愿当廉价劳动力，更吸引他们的是城里的网吧和街市上的灯红酒绿。有些新生代民工在经历了“凭什么要我认命！”心灵的挣扎后，就选择了“来钱快”的方式——抢夺。

    第一次接触这起案件，新生代民工心灵上的那种城市与农村之间强烈的冲突，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我们认为，社会各界有责任帮助这群人，他们也有必要认识自己，早日适应他们向往的、不甘失去的城市。报道引发轰动和热议

    经过前期大量走访、调查，2005年7月21日，本报推出了3个整版的《疯狂“飞车”遭遇终结》系列报道。就案件本身、嫌疑人的家庭、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印记，进行了一一剖析。

    此次系列报道，是本报对一起案件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真实生存状况，进行的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尝试。报道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仅报道当日，就有近百个电话打向本报，有办案的东苑刑警中队，有像案件中一样从农村走进城市务工的青年，也有在城市打工的孩子的父母们。

    报道刊发当天，本报再次出击，派出数名记者进入看守所，与身处囹圄中的迷途农村青年进行面对面交流，一步步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一个进城打工的新生代民工群体，为何会蜕变成为城市的对立者？”带着广大读者这样的疑问，7月22日，四名迷途青年饱含悔恨泪水的心路历程最真实、最近距离地在读者面前剖白。

    如何让“飞车党”和潜在的“飞车党”和谐地融入主流社会，省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义豪也在本报的报道中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治理和引导的对策。“它就像一盏灯，让人看见周遭真实的境况，又要让人看清前方的路。”这是一位媒体同行的评价。

    而该系列报道引起的关注度，也是空前的。报道期间，每天本报都会接到大量的读者电话或来信，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对这些“原本善良”青年的劝诫和引导。同时，此次系列报道也引起了媒介同仁的关注，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和各大网站的关注和转载，多家媒体奔赴省会对此事进行采访。一则报道的深远影响“外出打工，一定要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挣钱，不要走歪门邪道，不要去学那些‘飞车党’去抢啊！”这是记者近日在元氏县的一次采访中，一位乡村老教师如是叮嘱着自己要去广州打工的儿子。虽“飞车党”报道已经过去一年时间，但那些曾在城市里“迷途”的农村青年的经历，对于那些还未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青年们，依旧警钟长鸣。

    一年后的今天，再看此组报道，依旧感慨颇深。在某种意义上说，媒体拉近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引导城市里的人们去面对、认识他们，同时也让社会意识到新生代民工所面临的一些现实困境和问题，积极探讨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