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18日，在石家庄解放六天之后，散发着浓浓油墨味的《新石门日报》出现在石家庄的街头，这张关内创刊的第一张城市党报就成了《石家庄日报》的前身。当时，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敌机仍不断前来空袭，办报条件异常艰苦。报社的前辈们是怎样克服重重困难，让这张重要的报纸在最短时间

　　人物档案：王茂才，平山人，现年82岁，系石家庄日报社创始人之一。1939年参加革命，后在晋察冀日报社负责电报收发工作。1947年11月6日奉命奔赴石家庄筹办《新石门日报》（《石家庄日报》前身）。1953年初，离开石家庄日报社调任联合纺织企业总支书记。1985年，从省农业厅巡视员的岗位上离休。


　　本报记者 龚鹏建/文图

    已经82岁高龄的王茂才老人珍藏着一幅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87年，是在石家庄日报社成立4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时他与陈道、栗曼晴、程振鹏等老报人聚在一起时拍摄的。

　　“除了我，现在照片上的这几个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王茂才老人仔细端详着这张画面有些模糊的照片，眼睛有些潮湿。

　　照片上的几个人，就是当年肩负着办报重任，聆听着石家庄（当时名为石门市）市区“黎明”时刻的零星枪声，“赤手空拳”创办了我党在关内的第一张城市党报——《石家庄日报》的主要人员。　　

　　进城时耳畔还响着枪声　　

　　“我们是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打响的那一刻，接到上级通知，到石家庄外围待命，作好办报准备的。”王茂才老人告诉记者，他当时在晋察冀日报社负责电报收发工作。1947年的11月6日这天，正当他们沉浸在清风店战役胜利的喜悦中，忽然报社领导召集包括他在内的十多位同志开会，通知他们次日（11月7日）奔赴石家庄，为石家庄解放后创办新报纸做准备工作。

　　有关历史资料显示，这支小部队由石虹带领，成员包括程振鹏、栗曼晴、沈其朋、吴震、王茂才、李虹、石基、赵圣朋等人，11月7日从阜平县驻地步行出发，经灵寿到达石家庄外围，驻扎在获鹿县（今鹿泉市）李村。

　　“在李村待了一天，后来得到消息，飞机场已经完全被我军占领，我们便又进驻离石家庄更近的大河村。11月13日即石家庄解放的第二天奉命进入了市区。”

　　当时，市区不少地方还经常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王茂才所在的这支小部队进城与张春桥、陈道带领的另外一支队伍以及《冀晋日报》的前线记者洪群、张深会合。进入市区后，军管会先把他们安排到原国民党的法院（今桥西体育场），后来又安排到新华路福源街的两处院落里，开始了报纸出版前紧张的筹备工作。

　　区长官邸成了编辑部　　

　　办报队伍进驻的新华路福源街这两处院落条件不错，这里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位区长的家。即将出版的报纸编辑部就设在了这里。后来，军管会又给安排了一处院落，在华安街六号，是一处日本式的院落，抗战时期是日本一个电报局头目的住处，有地下室，地上两间宽敞明亮，地面铺着彩色瓷砖。

　　虽然居住条件还可以，可当时已是11月中旬，石家庄的天气已经非常寒冷，房屋内没有其他采暖设施，只有几个炉子。也没有煤，编辑部人员晚上也要工作，要想采暖还得去找煤。

　　王茂才四处打听有煤的地方，后来听说一家工厂里有煤，他们高兴极了，可是过去一看，发现是烟煤。“这些煤烧起来冒烟太多，呛人，在这样的采暖条件下无法正常工作。”王茂才说，正在他们着急的时候，听这家工厂的工人说厂子里还有一些焦炭，也能烧，而且发热量高，还不冒烟，唯一的缺点就是难点着。“那时能找到这些焦炭已经相当不错了，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急忙雇人拉了两车回去。”

　　采暖问题解决了，但是编辑部还面临着更多的现实问题。

　　破机器堆里搜寻设备　　

　　当时，编辑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还是办报设备的缺乏。

　　“我们进城时，国民党原有的四张报纸已经停止出版，许多设备已经被运走或破坏。所幸的是，印刷机和印刷铅字基本完好，只要有工人，就能恢复印刷功能，保证报纸出版。”王茂才说，当时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无法接收电稿。没有稿子，报纸根本无法正常出版。

　　王茂才告诉记者，他是进城办报成员中唯一一名电务人员，是专门负责收发电稿工作的。他知道收发报机对于报纸出版的重要性，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王茂才找到军管会兵团政治部，政治部的负责人把他带到仓库里，指着里面的一堆缴获的破烂机器让他去挑选，可他挑来挑去，也没有找到好一点的收发报机。“报社的收发报机必须坚固耐用，因为一旦使用起来，它就一刻不能停下来，随时都要收发。如果不好用，经常出故障，那就不行。”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台日本造的军用收发报机，这是一台内部构造为五电子管超外差式军用短波段收发报机，外壳全部用加厚铝合金板包装，非常坚固，而且能使用耳机和扬声器，性能良好。他非常高兴，当即抱了回来。“这台收发报机既能使用火电，也能使用干电池。当时干电池奇缺，所以还是以火电为主，这台机器最合适。”

　　设备有了，但是收发报的人员和印报工人还不够，于是编辑部就在街头贴出了通知，凡是原来在国民党的报社工作的而没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员，都可以报名来报社工作，薪酬照付。

　　“没想到通知一贴出去，立即来了好多报名的人，最后我录用了4个原来国民党报社内的电报员和译电员。”王茂才说，为了保证信息安全保密，他让这4个人只负责接收电稿，不让他们对外发送，以免将重要信息泄露给国民党方面。“后来，根据地又派人带来了一部电台，解决了电稿的对外发送问题。

　　王茂才说，进城仅3天时间，他们就通过这台收发报机收到了信息。按照形势需要，当时只允许接收翻译刊登新华社的电讯稿，其他通讯社的电讯稿只接收不翻译，也不刊登见报，只是作为参考信息，供领导查阅。

　　《新石门日报》快速面世　　

　　“实际算下来，我们的新报纸仅仅用了4天时间就和读者见面了，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王茂才虽然已经记不得当年这张报纸的“容貌”，但依然能描绘出当年出版这张报纸时的喜悦心情，“我们都把报纸拿在手里，翻来倒去地看，一时都舍不得放下，那个高兴劲都无法形容。”

　　这张报纸就是现在的《石家庄日报》的前身——《新石门日报》。有关的历史资料显示，这张新报纸之所以定名为《新石门日报》，是因为石家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称为石门，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石门日报》，为与之区别，新报纸定名为《新石门日报》，报头由该报记者洪群题写。

　　《新石门日报》创刊号为四开四版，套红印刷，内容充实，主题鲜明。

　　“当时负责报纸发行的是吴震，报纸出来后，由专人送到市政府（当时叫军管会），街头发行就依靠国民党时期的街头报贩。”王茂才告诉记者，当时发行比较简单，有些直接就派人贴到街头，供市民阅读。

　　根据有关历史资料，《新石门日报》创刊伊始，便公开发布启事：“为纪念本报创刊和石门解放，免费赠阅3天。”3天之后，报纸开始收费，每份边币500元，月价15000元。

　　报纸改名《石家庄日报》　　

　　《新石门日报》在出版一个多月之后，1948年的1月1日，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石家庄市委的决定，随着石门市改名为石家庄市，《新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并启用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题写的报头。

　　“报纸改名后不久，报社的地址由福源街搬迁到了新华路西头，也就是现在的儿少活动中心附近。”王茂才回忆说，当时这个地方东边一个院，西边一个院，报社在西边院子里的一座二层楼上。“不但编辑部迁到了这里，印刷厂也迁了过来，这样一个完整的报社机构就形成了。”

　　迁址后，报社的人员力量又得到了充实。“进城办报的第一批人中没有女同志，1948年以后，随着局势的稳定，开始有一些女工作人员和我们的家属陆续到来，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爱人。”王茂才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也是《晋察冀日报》的一名工作人员，1948年和张春桥、陈道等人的家属一同来到石家庄，在报社内工作。

　　积累了入城办报经验　　

　　当时办报人员除从根据地补充外，国统区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来到石家庄，进入报社，其中以重庆的最多。“这些年轻人有知识，办报经验丰富。只可惜，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北京、上海、天津解放后，他们都去了那里的报社。”

　　王茂才说，那时的报社人员不像现在这样稳定，来来去去，流动很频繁。据他回忆，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后来去了上海，副总编辑陈道在北平（今北京）解放后去华北人民出版社任职，后又调任中宣部，副总编周游也在北平解放后去任当地报社的总编辑，另一位报纸初创时的重要人员李肖白在1949年也去了北平。

　　“虽然大多数办报骨干在石家庄日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此后陆续解放的城市提供了办报的思路和方法。”王茂才告诉记者，他们从阜平驻地出发之前，报社领导就叮嘱他们一定要总结出入城办报的经验，为兄弟城市解放后办报提供指导。“我们没有辜负使命，我们的经验很快得到了推广，开封解放后，利用我们的经验，也是在很短时间内就出版了党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