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江与石家庄日报社同年同月同日生，他还在该报发表了百余篇稿子。　本报记者　李志华/摄影

　　本报记者　沐雨 　　实习生　卞静/文 　　

　　60年前的今天——1947年11月18日，我出生在正定城，祖父在城里开着一个小酒馆，尽管家庭成分被划为“中农”，但家里还是很贫穷，家人也整日为全家的生计发愁。我出生时，父亲才20岁，还在上中学，母亲比父亲大两岁。

　　我三岁那年，父亲被派往石家庄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父亲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准备去石家庄，我在后面哭着喊着追着车子不让他走。1952年，我们全家终于在石家庄团聚，后来我在这座城市中经历的一切，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里，我第一次和媒体有了“亲密接触”，第一次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刊登在报纸上，石家庄日报成了我的第一个创作中的启蒙老师……我还发现了我与石家庄日报的缘分，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我是石家庄日报的同龄人，我与石家庄日报同年同月同日生。”

　　儿时我对报纸充满神秘感 　　

　　以前的报社并不叫报社，而是叫报馆。我第一次知道报馆是在1953年发大水时，当时妹妹走失了，家人很着急就想到去报馆登寻人启事，结果第二天妹妹找到了，我们也没去成报馆。我1954年上学，当时父亲所在的单位是井陉商业局，上学前父亲曾带我去他的办公室玩，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报纸。我那时还不认字，就拿着桌子上的报纸乱翻，父亲严厉地说：“别乱动，这是报纸。”父亲严厉的目光使我对“报纸”充满了神秘感。

　　15岁那年，我来到井陉商业局工作。领导们的报纸由我负责拿取，于是，我和报纸接触的机会便多了起来，报纸上刊登的编辑和记者的名字在我眼里既神圣又神秘。在单位我年龄最小，其他同事我都以师傅相称，他们指点我不能一辈子端茶倒水，而要多看一些平时接收到的文件，这些文件里当然也包括报纸。我听取了师傅们的意见，当时我常看的报纸是《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石家庄日报》，和县里办的《支部报》。

　　对于我来说，报纸是神秘的，我总想着要是能在报纸上看到署有我名字的稿子那该多幸福啊！我想投稿，却又不知如何下手。当时的石家庄日报社在长安商场西侧的地方办公，我每次从报社的窗户下经过，都能听见里面印刷报纸发出的沙沙声。每到这时我心里开始跃跃欲试，想冲进去探个究竟，看看报纸是怎样被印刷出来的。

　　局里有一个大我十岁的秘书，当时局里只有他具备投稿能力。他的一篇稿子在《大公报》发表，得到了一本稿纸和十几块钱的稿费。当时我们的工资每个月也就三十多块钱，这点稿费可是顶了半个月的工资啊，秘书的这篇稿件在单位轰动一时。我心里琢磨着，什么时候“杨子江”这三个字能够变成铅字，登在报纸上那就好了。

　　没多久，我的这个愿望还真变成了现实。有一回单位经理从河边走过，一把拉住了一个险些掉进河里的小孩，孩子是救下了，可是经理的手表却掉进河里，那时候的手表还算奢侈物，和现在的轿车差不多。秘书将这件事写成了通讯稿，让我把稿子送到《支部报》去，还捎带着署上了我的名字。虽然整个单位的同事都知道这篇稿子我根本没动一个字，但是大家都鼓励我：“小杨子，名字上报纸啦，以后要继续努力啊！”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动力，我投稿的想法更加强烈了。我注意到那时的石家庄日报上有《街谈巷议》这样一个小栏目，都是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评论，我开始尝试着往这个栏目投稿。那时候投稿不用贴邮票，我自己掏钱买一分钱的信封，结果稿子投出去了一封又一封，可全部石沉大海，我有一点泄气了。

　　我的名字 上了石家庄日报 　　

　　后来，我调到石家庄邮政局工作，因为我的技术革新工作完成得比较出色，领导让我在会上发言，向大家传授设备维修的经验。这次的发言稿可真把我愁坏了，我无从下笔。号称“笔杆子”的邮政局局长鼓励我：“你一定能写好的，你把你做过的事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就行，你写好了我来帮你修改，不要担心。”一个礼拜后，我终于完成了发言稿的初稿，局长对我写的东西进行了详细的指点，我也通过这次的写作学到了很多知识，为我今后为报社投稿积累了不少写作经验。

　　1984年我调入石家庄热力公司，它是现在的东方热电厂的前身。我主要负责电话通信，我的办公环境很好，自由支配时间也比较充裕，因此，我有更多的时间看报、学习写作经验了。这时候我已经快40岁了，可报纸上还是没有出现过我的作品。我又尝试着投稿，虽然屡屡受挫，但我想把名字变为铅字印在报纸上的愿望却一直没有改变过。

　　1990年，厂里出了一次火险，放在屋里的氧气罐随时都有可能爆炸。人们惊慌失措地朝车间外跑去，这时有两名青年工人临危不惧，提着灭火器冲了进去，将火舌斩断了。两位青年的勇敢壮举促使我又拿起了投稿的笔，我成功写下一篇消息，在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后，准备投往石家庄日报。为了得到编辑老师的亲自指导，我忐忑地迈进了石家庄日报社当年那座“神秘”的小楼。

　　我被安排来到了主任办公室，当时的办公条件比较艰苦，一间屋子里放下一张桌子就已经显得很挤了。我在办公室见到了日报社的三位编辑老师，刘秀娥、王惠平和一位姓赵的主任。惠平老师指着我笑呵呵地向赵主任介绍到：“这就是稿件的作者。”

　　听到惠平老师如此介绍我，我心里美滋滋的，要知道“作者”这个称呼我不知道等了多少年才终于盼到啊！赵主任点了点头，和我打了招呼，然后用埋怨的口气跟我说：“这么好的事为何过了这么多天才把稿子送过来？如果在当天就送过来，肯定要上头版的。”

　　赵主任告诉我，新闻是讲求时效性的，过去的事就丧失了刚发生时的价值。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专业人士给我讲新闻理论知识，因此，即使稿子送晚了丧失了其原有的新闻价值，这点比较遗憾，但实际上我还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赵主任的一番指点让我受益匪浅。

　　我人生中的第一篇报道终于发表在1990年5月7日石家庄日报的第二版上，这篇题目为《二青工临危不惧排险情》的报道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鼓励，坚定了我继续投稿的决心。

　　请编辑老师 　　到我单位讲课 　　

　　我的名字伴着两位青工的名字见报后，引起了全厂上下的瞩目，厂外的熟人也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厂党委书记还让我邀请石家庄日报社的编辑老师给大家讲一节“怎样写好通讯报道”的课。我跟日报社的领导说明了单位的想法，苏玉老师（原石家庄日报副总编，燕赵晚报第一任总编）爽快地答应了，并带着两位资深编辑来给大伙上课。通过座谈会的形式，苏玉老师和全厂职工一起探讨了如何写好新闻稿的问题，还针对我的第一篇稿件谈了谈如果事件的时效性过期了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听得尤其认真，苏玉老师告诉我们，解决时效性过期的最好办法，就是挖掘最近的一个话题，把已经过了时效性的事件通过这个话题再重新引出来。通过这次的学习，我对新闻理论知识由之前的迷茫一片变得逐渐清晰。

　　有了第一次登报的成功，我继续向日报社投稿，不久之后我写下了《市热电三厂二号机组并网发电》这则消息，并刊登在1990年7月2日的石家庄日报一版《省城短讯》栏目。这则小消息我原本写了整整两页稿纸，但登在报纸上的只有短短50个字。看着这篇小小的“豆腐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里不断琢磨为什么删掉了那么多字。于是我拿出原稿跟报纸上登出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对比，研究都删掉了哪些字，为什么删。这样的方法，竟然让我发现了稿件中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废话多，很多能够简练的句子却被我反复地讲，我恍然大悟，也为自己能够找出写作中的缺点而欣喜若狂。

　　通过自学和对比，我明白了什么是新闻的要素，并学会了提炼事件的主题。此后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准备着复写纸，原稿总是投给日报社一份自己留一份，然后再把登报后的稿子和留下的那份原稿做对比，在对比中寻找不足、弥补不足。我一直将这种“对比法”延续下来。

　　后来，《创建花园式工厂》、《烟灰缸里放点水》等“火柴盒”、“豆腐块”的报道陆续见报。从1990年第一篇稿件发表在石家庄日报，到1996年之间，我总共发表了百十来篇稿子，其中有新闻稿、有征文、还有灯谜。

　　日报竟与我 　　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真正知道石家庄日报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大概在四五年前，王惠平老师时任《燕赵晚报》副总编，当我在她的办公室里聊天时，无意中提到了年龄问题。惠平老师问我今年多大，我告诉她我比石家庄小六天，惠平老师听后惊喜地看着我说：“你是1947年11月18日出生的吗？太巧了，你跟日报社同年同月同日生呢。”惠平老师看我有点不相信，就让我去看楼下的展牌，展牌上有关于石家庄日报社创刊和后来发展的内容介绍。从展牌上得到证实后，我心中的自豪感、荣幸感油然而生，我觉得一切都太巧合了！

　　石家庄日报社对我的影响很大，它是我和新闻媒体打交道的第一站，可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和良师益友。我还多次走进了电台的直播间，并在电视屏幕上“露脸”，我还结交了不少专家、教授、企业老总……我的这些进步都源于当年石家庄日报社编辑老师们的启蒙和鼓励。

　　我的饺子进了报社食堂

　　1996年，我和爱人因为年龄大，在企业减员增效中被“一刀切”双双下岗了。那段时间我们的心情都跌到了谷底，真不知道今后的生活该如何进行下去。有一天我翻看石家庄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关于一个小伙子自主创业的文章，小伙子历尽艰辛、持之以恒的创业故事深深地感染了我。于是，我和爱人重新整理了心情，下定决心要从绝望中走出来。我们在坎坷中开了个小吃店，饱尝了创业的酸甜苦辣后，我用“积攒的文字”又写出了《只要肯付出，脚下都是路》、《老杨和他的饺子》等文章。我的事在石家庄日报社的记者采访报道后引起了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注，给我优惠政策，省市及中央若干媒体也纷纷对我进行采访，不但为我带来了许多新客户，还引来了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寻求合作者。

　　影响大了，责任重了，为了验证我的饺子的品质，我又叩响了石家庄日报社食堂的大门。师傅们对我说：“编辑记者们走南闯北，嘴头高。”我说：“就是到这里来接受考验的，不合格不结账。”从此我的胆子更大了，步子更快了，许多大中小企业、大中专院校、省市机关、部队等食堂陆续成了我的客户，我还注册了商标哩。

　　60年来，我亲眼目睹了报社当年的小楼如今变成了新闻大厦，曾经的小四版现在扩成了几十个版，曾经的一张报纸变成了现在的“四报一刊”，我也不甘落后，《老杨和他的饺子》正在寻找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