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七四

　　2007年11月18日，是母亲石家庄日报社60岁生日，赵七四在此向石家庄日报社的恩人们，深深地鞠上一躬，以此来表达我15年来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我出生在行唐县九口子乡花沟村。那年爷爷正好74岁，我们家三辈单传，奶奶去世得早，爷爷见我出生后非常高兴，他捋着胡子说：“我74岁才得了个孙

　　就在我两岁那年，爷爷去世了。4岁的时候，母亲又得了重病。当时，我们家一年到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钱给母亲看病啊？就这样，我和父亲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离开了我们。母亲“走”的时候，眼睛久久没有闭上，好像在跟我说：“七四呀，娘舍不得你，娘不愿意走啊！”

　　母亲去世后，家庭的重担落在了父亲一个人身上。由于日夜操劳，父亲也落下了病根，经常腰疼、咳嗽，因为家里穷，他从没看过病，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直到十岁才像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上学读书。

　　就在我要参加初中升学考试的前一天，父亲也离开了我。当时，我拉着父亲的手，跪在他身边喊着：“爹呀爹，娘扔下了我，你为什么也扔下我？你们都走了，我可怎么办呀？”因为父亲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堂兄妹，16岁的我成了孤儿。乡亲们见我可怜，就东家凑一点儿西家凑一点儿，出钱安葬了父亲。当时，我都傻了，唯一记得的是我明天还要去考试。

　　第二天，我考完后，流着眼泪随一个远房亲戚来到秦皇岛，因为没有当地户口，我根本上不了学。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当时《建设日报》的几个叔叔突然在秦皇岛找到了我，他们说要接我回家上学。听到这个消息，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在回行唐的路上，叔叔们才告诉我：是我们县上连庄乡政府的赵建政叔叔知道了我的遭遇后，给报社写了一封求助信。报社收到求助信后非常重视，第二天，也就是1992年7月30日，就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我要上学》的报道，并配发了编者按，呼吁人们伸出友爱之手，援救失学儿童。后来才知道，王贵海伯伯在稿子见报当晚就和县委书记李遵英通了电话，让他关注这个报道，帮助我渡过难关，稿子见报后，王伯伯又派出赵庆昌等人专程去秦皇岛接我。因为当时报社只知道我在秦皇岛，不清楚具体地址，是叔叔们与民政部门和秦皇岛日报联系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我的。

　　当时，我们行唐县委的李遵英书记了解我的情况后，亲自到村里看我，还送给了我200元钱和一支漂亮的钢笔。我回到学校后，报社的王贵海伯伯和其他领导，又专程来看我，给我送来了两床棉被、一些课外书和纸张等学习用品，还跟我合影留念。当时，王伯伯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的父母虽然不在了，报社的叔叔、阿姨们就是你的亲人，有困难了拿着照片去找我们。”临走时，王伯伯还从兜里掏出200元钱，塞到我的手中，从此，我就成了石家庄日报社的儿子。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报社的叔叔阿姨们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就去看我，每次去都给我带去慰问金和学习用品。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纸张和笔直到我初中毕业都没有用完。

　　1995年，初中毕业后在县委李书记的关怀下，我参了军。当看到别的战友给爸爸、妈妈写信、打电话的时候，我想到了母亲石家庄日报社给我的温暖，想到了报社的王伯伯和县委李书记给我的鼓励，想到了父老乡亲们给我生活的帮助，这就使我坚定了做一名合格军人的信心。并暗下决心，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社会。1996年初，我在部队领到头一个月的津贴35元钱，就拿出20元寄给了行唐县希望工程办公室。因为我是那里的第一批受益者，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那些和我一样苦命的孩子们。在县委李书记的帮助下，我和一个叫石龙刚的孩子结成了帮扶对子。小龙刚自幼丧父，母亲又得了乳腺癌，家庭十分困难，面临辍学。从1997年开始，我每月拿出20元寄给他，直到龙刚顺利从石家庄经济学院毕业。

　　我时刻不忘自己是报社和“希望工程”救助过的孤儿，努力从身边小事做起，回报国家和社会。在部队的9年时间里，我为河北、辽宁两地的“希望工程”捐款7000余元，还带动连队47名战友加入到了资助“希望工程”的行列。我还先后被评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全师“学雷锋先进个人”等。这些，应该归功于我的母亲石家庄日报社对我的救助、培养和关怀。

　　2004年，我从部队转业来到石家庄，分在市国税局工作、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来自党和政府的关怀，来自李遵英书记、王贵海伯伯、社会各界好心人和母亲石家庄日报社的无私帮助，在此向母亲石家庄日报社和曾经资助过我的恩人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在母亲60岁生日的喜庆时刻，我想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母亲，我衷心祝愿亲爱的母亲——石家庄日报社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