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记忆 百名亲历者讲述鲜为人知的人性故事（49）

古米兰说现在还在为一些陷入困境的志愿者朋友们而心痛。王志摄

　　讲述人 ：古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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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27岁

　　身份：绵阳市三台县茶楼经理

　　讲述地点：四川省绵阳市

　　核心提示

　　古米兰，走进九洲体育馆的第一个志愿者，“完美春天志愿小组”的发起人。

　　从5月13日早上8点零3分，她走进这里，到6月30日下午5点多坐上车离开，在这里的50个日夜，“每天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里，她认识了5万人，她把他们的悲伤当作自己的悲伤，把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

　　在这里，她有了一个外号叫“冰美人”。很多人都这么跟着叫，但多数人不明白怎么回事。

　　■古米兰口述史|绵阳市九洲体育馆

　　九洲体育馆内一片忙乱

　　5月12日早上，我找到绵阳的朋友，说想当个志愿者，做一点慈善的事情。11点多他告诉我，民政局的人让我下午3点去谈一下。

　　下午2点28分，我正走在绵阳市的安昌桥上，桥突然晃了起来，坚硬的桥面像棉花团一样踩不稳。跑到桥下，很多小学生也慌乱地跑了过来。我给他们买来矿泉水，叫他们待在河边不要乱跑。

　　晚上听广播，得知四川的震情很重，绵阳市的九洲体育馆将被设为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我决定直接去那里当志愿者。

　　5月13日早上8点零3分，我走进九洲体育馆，向工作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绵阳救灾指挥部的人说，我是来九洲体育馆服务的第一个志愿者。

　　8点零8分和14分，又来了两个男性志愿者。那时还没有一个受灾群众到来。大概是8点半，我们正在清扫场地，第一辆运送北川受灾群众的卡车进入了体育馆。

　　很多人都受伤了，眼神里充满了绝望、无助和惊恐。虽然从新闻中知道灾情很严重，但真正看到那些受难的人，我还是感到惊恐，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抬的第一个伤员，当时看不出伤口，但全身都肿了，表情非常痛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没流出来，一再安慰他说：“到了这里，你就放心吧，我们都是你的亲人，肯定能把你治好。”他不能说话，只能用手势来表达谢意。

　　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就开始滴血，但一直没敢哭，一哭他们会更难受。第一车送来的人，我抬了5个重伤员送到救护点，其他伤轻的就帮着给搽药，安置地方。

　　就这样忙着，一抬头，又是几十个、几百个受灾的群众被送进来了。志愿者和好心的市民也纷纷涌入。体育馆内一片忙乱，到处响着救护车和警车的笛声，还有哭声和叫喊声，气氛异常紧张。

　　“完美春天志愿小组”成立

　　5月13日下午1点多的时候，绵阳团市委的人叫我过去，说志愿者越来越多，乱哄哄的都不知道要干些什么，让我牵头成立一个志愿组织。我们就挂出了“完美春天志愿小组”横幅，成立了九洲体育馆的第一支志愿者队伍。很多志愿者看到横幅就过来报名，再由我们统一分派工作。

　　受灾群众像潮水似的涌入，需要服务的人很多。我就到处跑着找人，见到不像受灾模样的人就问：“你是不是要当志愿者？”只要对方一点头，我就拿出红丝带缠在他手腕上，用来确认他的身份。

　　红丝带不够用，红色的衣服和广告条幅也被撕成了红丝带，一个个地往志愿者手上系。

　　5月13日下午3点半开始，“完美春天”志愿者分别在入口处和各个安置区，按俩人一床被子登记，准备发放棉被。7点半左右，红十字会送来5000床棉被。我们志愿者围起三圈，让受灾的群众排好队，逐个发放棉被，不能来的我们就送过去。

　　14日凌晨1点40分，棉被基本上发完。那时受灾群众已达上万人，志愿者也有了上千人。发完了棉被，我们又开始给他们送矿泉水。

　　我不敢看受灾群众的眼睛

　　14日上午，一个60来岁的大妈被送了过来。她满身是灰，衣服破烂，下车就哭，说她的家没了，几个亲人也没了。我抱着她，跟她说，“妈妈，您不要哭，我就是您的女儿，我们都是您的亲人，是一家人。灾难已经过去了，我们都还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每次和受灾的群众对话时，如果他们坐在被子上，我就蹲在地上，我总想让自己的位置比他们略低一点，最好是看不到他们的眼睛。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眼神，他们眼神里有一种无助、绝望，特别深的冰凉。我不敢和他们对视，不敢触及他们灵魂最深处的东西。

　　我哭过几次，都是躲在洗手间里一个人哭。灾区同胞们需要的东西什么都缺，而我自己能做的又太少太少；还有那么多的痛苦，我真的难以承受。进入九洲体育馆没多久，我就知道我在三台县的家也震坏了，我经营的茶楼还着了大火。我想，反正也毁了，回去也没有用，留在这里还能多干些事。

　　从5月13日到19日，整整一周时间，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最多是靠在救灾物资堆上眯一会儿。那时一点也不觉得累和困，心里就是想着，为受难的朋友们再多做一点事，让他们能稍稍得到一些安慰。

　　那个时候，九洲体育馆大约有六七万受灾群众，从全国四面八万赶来的志愿者达三万五千名，仅在“完美春天”志愿小组报名的志愿者就有两万名。九洲体育馆里里外外，还有外面的大路两边，全是帐篷和人，就像一锅粥似的，走路只能在人堆里插来插去，给受灾群众送东西都得刨出一条路来。

　　能安慰灵魂的“锅庄舞”

　　一开始，受灾群众只能吃方便面、面包，喝矿泉水。后来，援助的物资越来越多，他们终于能吃上热乎的饭菜了。但是，受灾群众心里的悲伤，短时期内是无法抹去的。他们经常呆呆地坐着，要么是眼神空洞洞的，要么是独自流着眼泪。

　　为了缓解灾区群众心中的悲伤，我们想到了组织节目。通过志愿者和受灾朋友们一起表演，让他们暂时忘记痛苦。5月20日晚上，我们把蜡烛围成一个心字点燃，邀请羌族朋友们“跳锅庄”。一开始他们还有些腼腆，但音乐声一响，他们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晃了起来，一个、二个、三个……大家都跳了起来，脸上露出了宁静的笑容。

　　有一位羌族朋友不高兴地走过来，用脚踢地上的蜡烛，说我们的亲人都死了，你们怎么还有心情跳这个。可不用我们志愿者劝阻，几名灾区群众主动上前，拉着那个踢蜡烛的人一起跳了起来。那天，应该有一千多受灾群众在一起跳。后来有人把这个场景发到了网上，很多网友都不肯相信这是九洲体育馆内的场景。

　　后来，每天晚饭后，就有羌族的受灾朋友主动找到我们，要求再为他们组织“锅庄舞”。我觉得真正能安慰他们灵魂的，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我为志愿者感到骄傲

　　进入体育馆头三天，食品供应严重不足，连受灾群众都不够分，所以志愿者们没有吃一点食物，只能喝矿泉水。后来，我们一个个都喝得拉起肚子，见了矿泉水就怕。

　　5月16日早上，绵阳志愿者小李因为三天没吃东西，饿得直打晃。有好心市民送来的饼干散了，他就伸手拿了一块。其他志愿者看见了，就说：“给灾区群众的东西，你怎么能动？”有几个人还走过去打他的手，把小李的手都打红了。小李流着泪，一再说对不起，之后工作更卖力了。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仍觉得后悔。其实小李正上高三，他是牺牲了高考复习的时间，来体育馆当志愿者的。一个正长身体的大孩子，三天吃不上饭，还干着那么重的活，人家父母知道了该多心疼啊。

　　有一个从内蒙古来的壮小伙，名字我也没记住，每天搬物资、送伤员，连续干了很多天。有一天下午，他突然晕倒在地，昏迷不醒。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后，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才缓过来。可是，当天晚上他又偷着回到了九洲体育馆。我们劝他休息，可他不肯。那位壮小伙说，受灾朋友们失去的太多，他身体壮，损失不了多少的。

　　山西晋城煤业公司的王建红、张丽琴夫妇，每天早上七点开始在消毒点志愿服务，凌晨一点才休息。因为要穿不透气的防化服和靴子，一天下来手和脚又白又胀，像是被福尔马林泡过一样。张大姐的腿上到处脱皮起泡，没有一块好肉，后来全结成了又长又黑的疤。即使这样，他们夫妇仍然坚持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30日封馆才走。

　　有些受灾朋友情绪不稳定，有时还会因为烦躁责骂志愿者。每天凌晨一两点忙完，我都要给志愿者朋友们开会说：“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人，我们是神。受灾朋友们失去的太多，我们应该理解他们，要容纳一切，付出所有。”

　　很多志愿者都是带了成千上万的钱过来，给受灾的人捐物品、捐钱，最后身无分文，还得向我们借钱或者凑钱才能回家。回去的路上，我们只能给他们两三瓶矿泉水和两三袋方便面。刚开始，每次分别我们还搞一个仪式，大家站成一个心字，由准备离开的人给留下的志愿者戴上蓝丝带，表示还要将爱心传递下去。每次我们都哭得特伤心，后来我都不敢参加了。

　　太多太多的感动，可能写上一本书也说不完。我真的为我们志愿者感动、自豪，这么多志愿者手拉手、心贴心地为受灾群众服务，在一个小小的九洲体育馆，集结了中国人最多的爱心。

　　我已无法离去

　　6月30日，所有的受灾群众都撤离了九洲体育馆。指挥部的人让我们志愿者把帐篷拆完再走。下午5点多，坐上车离开时，我回头看了看九洲体育馆，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在这里的50个日夜，每天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不分昼夜地在体育馆里转，刚开始的十几天就没脱过鞋子、洗过澡，一个月没吃过沾油腥的东西。50个日夜中，我只出去过两次，都是为了买鞋。两双鞋都是鞋底磨破了，脚后跟磨得都是血泡。

　　刚开始，比我小的志愿者问我叫什么，我就说叫我兰姐吧。后来，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是志愿者，都叫我兰姐。再后来，救灾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和受灾群众也跟着这样叫。一个多月时间，我认识了5万人。我围着体育馆走一圈，几乎所有的受灾朋友都会跟我打招呼，我的头像鸡啄米一样点个不停。

　　我另外还有一个称号，叫“冰美人”。老家三台的一位警察，见我一个多月都坚守在体育馆，非常惊讶地说：“你能坚持这么久，你不是人，你是神。”实际上，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不是一个女人了。长时期的忙碌、睡眠不足、营养不够，我整整瘦了10斤，老了好几岁，甚至没了女人的生理周期。我的手总是冰凉的，一位大姐拉过我的手后，说我叫你“冰美人吧”。后来，很多人都这么跟着叫，但多数人不明白怎么回事。

　　有好几次，我跟志愿者或受灾的朋友说着话，头突然发晕，身子打偏，不是他们扶着，人就倒地上了。海军总医院医疗队的人见了我就要说：“我不想看见你在面前晃悠，你现在成了这个样，我们不能替你分担，心里很难受。”

　　可以说，我是九洲体育馆最早进入和最后撤离的志愿者。见了那么多受难的人，我的心每时每刻都在滴血，不去帮助他们我不能心安，这也是我留下来的真正原因。我家也受灾了，老母亲的脚被砸坏了，好几次我请假要走，指挥部的人都不让，说“完美春天”志愿小组需要我。

　　一个多月中，很多陆陆续续离开的志愿者仍和我保持着联系。有一千多个志愿者给我留下了话，而且一再表示，只要灾区群众需要，一个电话他们就来。还有一百多个志愿者直接去灾区参加援建了。

　　但是，辞了工作来的、因超假被单位开除的、下调基层一般岗位的志愿者，我知道的也有几百人，心里真的非常难受。从九洲体育馆出来，我也没有回过家，又来到绵阳市总工会下设的惠民帮扶中心当志愿者，一是为灾民朋友找工作，一是为我曾经的伙伴找工作。

　　■后记/记录者说

　　难舍心痛

　　地震过后，古米兰打电话给妈妈说，我在广州旅游。妈妈只轻轻地说了句，地震时幸好你不在，家里你放心，你自己多保重。

　　一个多月的时间，古米兰一直瞒着家里人，没说自己就在离家60公里远的九洲体育馆。后来，她知道妈妈的腿在地震时被砸伤了，伤口一直在发炎。古米兰说，我不是一个孝女。

　　坚守九洲体育馆一个多月后，古米兰又开始忙着组织去各个灾区义演，给失去工作的志愿者找事做。她说，我想离开，回到自己的家，但作为志愿小组的领队，那么多的志愿者需要我，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我已经停不下来。什么时候能结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已经身不由己。

　　古米兰心里的痛太多。她说，从九洲体育馆出来后，一天还能接到500多个短信，100多个人的电话。原来只是为受灾群众而心痛，现在她还为一些陷入困境的志愿者朋友们而心痛，她已经回不到从前的生活。（石家庄日报社、绵阳日报社联合报道组 记者 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