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宣文

　　今天是石家庄解放61周年。历史会永远铭记，1947年11月12日11时，解放的红旗插上了正太饭店的最高处，从此，石家庄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中国革命展露出彻底胜利的曙光。石家庄解放不仅对全国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解放了的石家庄以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对新中国

　　上 篇

　　石家庄解放对全国

　　解放的重大战略意义

　　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反攻开始后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实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扭转华北战局的战略目的，为毛泽东、党中央顺利移驻西柏坡扫清了障碍。石家庄不仅成为保卫党中央的可靠屏障，而且是中央内外联络的中转站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石家庄的解放极大地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国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石家庄的解放打破了蒋介石的战略王牌

　　石家庄，处于扼燕晋咽喉、据南北通衢要冲的交通要道，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了近代，平汉、正太、石德铁路在此交会，石家庄由此成为重要交通枢纽。加之石家庄物产丰富，轻纺工业发达，商业兴隆，先后取代正定、保定，成为华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谁占据了石家庄，谁就在华北地区取得了主动。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割断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联系，扑灭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烈火，将侵占华北日军的三分之一兵力摆在石家庄正太铁路一带。对于石家庄更是高度重视，不仅派重兵把守，而且连年加修工事，抢修石德铁路，使之成为日军在华北的兵营和重要基地，并妄图把石家庄建成其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和大本营。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深知石家庄地位的重要，国民党抢占了石家庄，派一个军驻扎在此，在日军修筑了八年防御体系的基础上，继续加修工事，把石家庄搞成了一座碉堡林立，沟渠纵横，明堑暗壕如蛛网的坚固设防城市，妄图长期固守。在国民党的苦心经营下，石家庄成了不折不扣的军事堡垒。这时的石家庄，成为隔断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一大障碍，也成为了国民党夺取华北的前哨阵地。因此，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军能否守住石家庄高度关注，他在北平华北军事会议中要求固守石家庄，以阻止解放军的强大攻势。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1947年，中国两种命运的搏斗到了一决胜负的关头，石家庄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一跃成为敌我双方博弈棋局上的一枚非常重要的棋子，成为当时中国两大政治势力最高决策层的关注点。

　　在华北战场，随着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有效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军只剩下保定、石家庄等几座大城市。而清风店大捷，歼灭了出城增援的国民党第三军1.7万人，使石门守敌兵力空虚。解放石家庄的战机已经到来。晋察冀野战军在中央工委，特别是在朱德总司令的直接指导下，经过慎重决策、周密部署、充分准备，于1947年11月6日至12日，一举攻克华北战略要地石家庄。

　　石家庄的解放，打出了华北战场的新形势，拔掉了插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之间的钉子，使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切断了国民党的南北交通，使华北的南大门洞开，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失去了重要的一翼，北平变得岌岌可危，国民党从攻势完全变为守势，蒋介石妄图靠控制大城市来控制华北的战略目的破灭，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

　　石家庄的解放，消除了共产党打不下大城市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增强了解放军攻打大城市的信心，坚信以后可以打下第二个、第三个以及许多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新华社在评论中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并且是今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

　　石家庄的解放同时动摇了国民党防守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非常害怕。蒋介石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这是对国民党以城市为基础统治根基的动摇，形成了 “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强大士气。

　　石家庄的解放提供了解放大城市的成功经验

　　攻克石家庄，推动了解放军军事理论的发展，积累了城市攻坚战术的经验，为后来攻取一系列大城市提供了借鉴，大大减少了战争后期解放军攻取城市战斗的伤亡，对于全国解放战争，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

　　对于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没有强攻占领过的记录。我军长期以来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并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经验。但是对于攻取一座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则无攻坚战先例，无经验可循。因此城市攻坚战对解放军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正如朱德所说：“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经过三次革命战争的新课题，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打下石家庄，只是上了第一课，而更大的课题、更艰苦的实践还在后面。”为了总结城市攻坚战经验，指导解放战争全局，中央工委专门在束鹿县（今辛集市）召开了攻克石家庄的经验总结大会，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全面总结，上报党中央后被转发各地学习参考。

　　朱德总司令谈到打下石家庄的经验主要有四点：充分的准备，很好的动员工作，讲究战术和善用俘虏。其中对战术的使用总结了六点：挖好工事缩短冲锋距离，炸药的使用，炮炸结合，集中突破，分解小组掩护前进和巷战艺术。这些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胜利的进程。

　　石家庄战役，朱德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其军事意义在于，通过此战，“我们提高了技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石家庄这样的城市被解放，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达到相当水平。

　　石家庄的解放使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石家庄解放之后，原来被分割开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成为一体，奠定了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的基础。

　　石家庄解放后，华北解放区共发展到279个县，12个市，共有4500万人口，解放区也已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从而使华北解放区得到巩固发展。因此，合并两区机构，统一领导、统筹安排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鉴于客观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2月16日，时任中央工委书记的刘少奇从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考虑，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建立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进一步加强华北解放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以实现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一个正确的提议。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指出：“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经过认真反复研究和讨论，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从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考虑来制定的重大决策。

　　石家庄的解放为毛泽东、党中央顺利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党中央就开始考虑向华北作战略转移，并选择适当地点作为最后决战的指挥部。只是由于战事发生变化，几次动议未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局发展很快，在华北战场，随着我军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尤其是攻克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建立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广大的华北解放区，这样就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移驻了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从此，西柏坡的火炬照亮了华北，照亮了全中国。

　　从1948年5月26日到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毛泽东在西柏坡度过了200多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成为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正是由于石家庄的巩固和安定，使中共中央有了稳定的环境，可以集中精力，在这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策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这里谋划了新中国建立的一系列大政方针。

　　解放了的石家庄成为支援全国解放的大后方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中央已经确信在未来几年内可以打败国民党。中央更清楚，城市中发达的工商业对我党完成革命和进行国家建设的重大价值。石家庄解放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军事方面，同时也在经济方面。“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发展交通、工业、商业、发展生产，支援战争。”

　　石家庄解放后，中央给石家庄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人民城市，支援全国解放。当时刘少奇指出：石家庄市的“机器特别重要，我们现在就缺乏机器生产”。“石家庄机器不一定多，但哪怕是很少一点，对我们都关系重大，不要嫌小嫌少，实际关系很大，对于目前战争与人民生活有极大关系。有一个纺纱厂，一万个锭子，一天能出14000斤纱，出1400批洋布，这就能解决全解放军的穿衣问题、戴帽子、绑腿子问题，这是何等重大的问题呢？！”“如不能很快把所有铁路修起来，那就修一段二三百里的也可，或很简单的铺设轻便铁路，那么也要节省多少个老百姓的毛驴、人工、民兵呢？！”在中央工委直接的领导下，石家庄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以“多挖一吨煤、多织一匹布、多产一个螺丝钉”的精神，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成为支援全国战场的后方基地。大兴纱厂、井陉煤矿等厂矿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各厂矿还利用民用机器设备生产武器弹药，抢运军用物资。各县农民也把土改后丰收的粮食交给政府，送往前线。各县还动员了大批民兵民工，组成了民兵队、担架队、运输队，根据部队作战需要，随时准备开往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中，石家庄现辖区各县支前大军先后参加了正太战役、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解放元氏、晋中战役、察南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解放西北等十余次大小战役。共出动民兵民工12.5万人，担架1.2万副，大车1.8万辆，牲口4.9万头，运送粮食等军需物资1672万余公斤，搬运弹药18万箱，做军鞋25万双，做军服2万套，从而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下 篇

　　解放了的石家庄对

　　新中国创建的历史贡献

　　61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全新的视角，更深入地审视1947——1949年发生在石家庄的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石家庄的解放不仅影响到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对新中国的创建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共中央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里全面规划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孕育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雏形；新中国的多项事业从这里起步、发展，石家庄是新中国诞生的摇篮。

　　在这里，全面规划描绘了未来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阶段，在石家庄市平山县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普通山村——西柏坡，党中央、毛主席在紧张指挥战争的同时，就开始谋划建立新中国的大计。新中国的蓝图，就是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绘制的。从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九月会议”到1949年3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幅蓝图从逐步明晰到最终成型。

　　——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方针。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全面掌握了城市，才能真正掌握这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敌强我弱，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明确要求全党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否则，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同时，我们党也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应该说，城乡统筹兼顾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遵循和借鉴。

　　——全面确定了未来新中国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在政治方面，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对此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说，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这个政权的组成，必须是个联合政府，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是确定不移的。在经济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方针。对新中国的经济性质，毛泽东认为，“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于占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采取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毛泽东把它称为“另起炉灶”。关于外交承认问题，提出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对于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后来毛泽东把这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及时向全党敲响拒腐防变的警钟。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我们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执政后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这一郑重告诫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警醒。

　　在这里，制定并探索实施了一系列崭新的管理国家的基本制度，拉开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序幕

　　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执政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用什么样的方式管理国家的课题，历史性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作为当时华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仅有80多公里的石家庄，自然成为我们党进行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实验田，成为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先行者、探索者和样板。历史已向世人证明，锐意进取、敢于创新的石家庄人民，同样不负厚望，在解放后短短的两年间，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提供了城市接管与管理工作的样本。石家庄是我军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在此前，我们党没有长期管理、建设大城市的经验。石家庄的解放为我们党实践和检验自己的城市政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对石家庄非常重视，甚至直接领导石家庄的工作。石家庄在解放后的两年间，经过艰苦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城市工作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体现在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明确提出了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民主人士、建设人民的石家庄的工作方针；明确了城市政权的性质，逐步建立了由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体现民主、联合性质的地方性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抓住了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确立了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方针，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使城市迅速从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中恢复生机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石家庄1947―1949年的城市工作，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范本。1949年2月25 日中共中央在《 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指出：“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从总结石家庄的经验开始，我党城市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逐步形成与完善，学会了建设和管理城市。

　　——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转移时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在城市复杂的环境中，能在极短的时间得到城市各阶层群众的理解、拥护、支持和参与，为城市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经验，具有非凡的意义。特别是1949 年7月，遵照华北人民政府的指示并经其批准，石家庄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法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提案以及涉及民生的重大事项、选举市政府组成成员。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市民参政议政，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重要形式。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石家庄在全国第一个运用民主选举建立地方性人民政权，既为全国各地陆续解放的城市提供了地方政权建设的样板，也为全国实行人民民主提供了新鲜经验。《人民日报》以《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 为标题，介绍了石家庄市的这一成功经验。《石家庄日报》发表题为《从一个会议看一个人民城市的成长》的文章，介绍了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盛况及石家庄市解放后一年多来的巨大变化。两篇文章的推出，使石家庄市政权建设的经验传遍全国。

　　——孕育了新中国人民政权的雏形。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经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探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途径。从《论联合政府》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理论走向实践。特别是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适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实践中对这一制度加以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人民礼堂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各项报告并对各项法案、提案进行表决。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法大纲》等法案与提案。大会选举组成了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组建华北人民政府，这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我党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政权建设实践。它作为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和过渡，为党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端，而且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河。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建立的参议会、参政会等民意机关的发展，但在体制上已发生质的变化。董必武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曾说：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以其充分的民主性和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华北人民政府是由革命根据地政权向新中国政权的过渡形式。它既承担着为解放战争的最后战略决战提供后勤支持的任务，又肩负着领导经济建设、摸索积累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的重要职责。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积极参与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到1949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发布撤销华北人民政府令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华北人民政府确立的政权模式和组织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政府的基本组织构架，对新中国的政权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多项事业从这里起步发展

　　石家庄的解放使历史垂青于这块英雄的土地。华北解放区的建立、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使石家庄成为了华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石家庄也因此诞生了众多的“红色第一”，新中国的多项事业从这里起步发展。

　　——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新中国金融事业起步。1948 年以前，各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包围、封锁的状态，互相之间几乎没有多少经济联系，财政金融基本上是分散经营，各自都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1948年，解放区的货币有十种之多：东北币、关东币、长城币、晋察冀边币、冀南币、西北农民币等。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对财政金融统一的要求日益紧迫。1948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成立，同时开始发行统一的货币——人民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人民币的发行，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极端混乱的货币制度的灭亡，也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全国统一的、基本稳定的货币制度的建立，是中国金融货币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人民币的发行，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金银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对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社会稳定、贸易交往、货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保障和促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 一批中央媒体刊物在这里诞生，新中国新闻事业起步。1948年6月15日，由毛泽东重新题写报头，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新《人民日报》在石家庄平山县正式创刊。1948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落户石家庄，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电台就开始在西柏坡附近播音，电台播出了一大批重要稿件，包括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北平和平解放后，电台部分同志随军进入北平，参与创建新中国广播事业。1948年6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前夕，《中国青年》在河北平山县第二次复刊。毛泽东不仅又一次为她题写了刊名，还专门为她写了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此后这四句话不胫而走，响彻全军，随着战争的胜利，传遍全国。从1948年8月起，新华社的主要干部和业务骨干从位于平山的总社各驻地被陆续抽调到西柏坡，组成精干的小编辑部，这个设在中共中央大院里的新华社总编室及时充分地报道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记录了人民英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当年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口语广播、英文广播的主要稿件都是在这里编发的。1948年，华北邮电总局在石家庄成立，毛泽东为《人民邮电报》题写报头。1947年11月18日，《石家庄日报》的前身《新石门日报》创刊，该报从1948年元旦起更名为《石家庄日报》。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张城市党委机关报，为后来办好城市党报探索了重要经验。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城市党委机关报，中央工委领导十分重视，选派了强有力的骨干力量，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到报社指导工作。1948 年初，胡乔木到报社，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座谈，当场回答了编辑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曾在武汉、重庆办了八年《 新华日报》 的潘梓年也到报社传授过办报经验。这对于初创的《 石家庄日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一批高等学校在这里兴办，新中国教育事业起步。石家庄解放后的安定环境，也为发展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在石家庄兴办了一批高等学校。如，1948年7月1日，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前身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西兵营驻地正式成立。1948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华北大学在正定成立，1948年6月，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外事学校在获鹿（今鹿泉市）南海山村成立。1948年8月，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工学院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这些学校的建立，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经济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端。如，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历时2年多的办学过程中就培养了14000 多名军政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仅向南京军事学院就输送教员200 余名。华北大学在石家庄的1年多时间里，培养出毕业生16928名。

　　——文艺队伍在这里大会师，新中国文艺事业起步。石家庄解放之初，就有不少文艺工作者随解放大军进入石家庄，参加石家庄市文艺部门的接管、领导工作，1948年之后，更有大批文化、音乐、戏剧、美术干部从各地云集石家庄。据粗略估计，1948年到1949年，云集石家庄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近千人之多，其中驰誉中国文坛的佼佼者就有100 多位。如，田汉、丁玲、艾青、郭兰英、王昆、贺敬之、王朝闻等。石家庄一时成为革命文艺的中心，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丁玲在石家庄创作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联大文工团演出的《红旗歌》、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创作的《不是蝉》、华北平剧院的现代戏《四劝》、晋察冀电影队摄制的解放战争纪录影片、大众美术社出版的“新年画”，都突出地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创造了石家庄文艺史上的巨大辉煌，同时也对全国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前身——华北军区军乐队也于1948年1月在石家庄组建。此外，在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群众文化的普及推广以及接收旧文化单位、改造旧艺人等方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文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大批治国人才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

　　中国共产党在石家庄建立了第一个城市政权，在城市工作的实践中，为全党探索和积累了城市工作经验，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城市管理和建设人才。石家庄成为锻炼干部、培养干部的基地。

　　随着一批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中共中央从石家庄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解放的城市去工作。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呼和浩特等城市解放后，石家庄都支援了一批干部，有些部门的班子是在石家庄组建的。1949年8月，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吴立人、法院院长阮慕韩、公安局长王应慈、组织部副部长林润田等调往绥远，任归绥市（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长等职，同往者还有15名党员干部。市委书记兼市长刘秀峰于1949年9月调往天津市任职，也有一批干部同往。有不少干部还被抽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后，又有大批干部南下。1949年4月，市长柯庆施调往南京任职，并带走了一批干部。仅1949年下半年统计，从石家庄调出到各地的干部就有401名，其中县级86人，区级103人。这些南下北上的干部，把石家庄经验带到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些经验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央制定解放后的城市政策提供了依据。

　　另外，新闻、文化、教育、公安等战线，也有大批专门人才和专业干部，从石家庄走向中央机关和相继解放的城市。如当初参加创建《石家庄日报》的许多同志，1949年下半年，陆续调往中央新闻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

　　事实上，除了金融、新闻、教育、文化艺术之外，新中国的电力、出版等事业也是在石家庄萌芽起步。如，1947年12月31日，被誉为“边区创举”的沕沕水发电站在平山县建成，这是我党在解放区兴建的第一座水电站。1948年新华书店总店的前身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在石家庄成立。毛主席为新华书店题写了店招，一直沿用至今。可以说，石家庄是新中国多项事业发展的源头，在新中国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石家庄解放61周年来临之际，全面回顾石家庄解放的历史，我们仿佛又置身于那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之中，重新感受到了石家庄辉煌的昨天，感受到了石家庄人民不畏艰难，奋发图强，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展望未来，石家庄又一次面临重大转折。今天，繁荣、文明、和谐的新石家庄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三年大变样”的重大战略部署已进展至关键阶段。深入挖掘和研究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石家庄人民，一定能够坚持科学发展观，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再创新的历史辉煌！